周佛海當然不是汪精衛的真粉絲。不僅不是，還曾經是互相罵得最凶的敵人。當周佛海脫離共產黨之後激烈反共時，汪精衛就很瞧不起這個小投機分子，私下跟人說“周佛海這人真是個拆爛汙，以前是共產黨，現在脫黨了還要反戈攻擊，真不是個東西，以後誰也不要和他同事”。周佛海哪裏容得下別人這樣罵他？他這時已經投靠蔣介石，背靠大樹好乘涼，他以牙還牙，用相同的句式罵汪精衛：“汪精衛這個人真是個拆爛汙，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卻要當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跑到外國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個東西，我們以後切不要和他同事。”誰曾想，山不轉水轉，周佛海竟然有一天要靠著汪精衛來當漢奸生活。
當陳公博被槍決時，周佛海還在用各種辦法，包括重金賄賂“黨國”要員來給自己脫罪。功夫不負有心人，這位永遠腳踏兩隻船的典型叛徒終於得到了當初伸出去的另一隻腳給自己帶來的一絲生的希望。
周佛海請了中華民國的頭號刑事大律師章士釗來給自己辯護。章士釗不僅有辯護技巧，更有政治影響力。他要做的就是確認周佛海的“臥底”身份。利用自己的麵子，章士釗拿到了顧祝同、何應欽等人的證明。但是，對周佛海最有利的證據是“軍統局”的證明，因為“臥底”總要有個娘家，周佛海是作為軍統的臥底而存在的。而最願意出具這個證明的戴笠已經摔死在山東的大山裏，人走茶涼，軍統局不願在這個輿論沸騰的場合給漢奸作證了。
縱然章士釗再能言善辯，也拿法庭沒辦法。他所希望的是能使周佛海“將功抵罪”，而法官眼中隻有“罪”，那個當“臥底”的功與之相比太渺小了。章士釗有些惱火了。他的律師生涯還沒碰到這麼失敗的案例，他一怒之下要求軍統局出示當年給周佛海派任務的命令原件。對這個要求，軍統局當然拒絕了。周佛海用的所有手段都歸於失敗，所有判決都維持原判：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當所有人都失去希望的時候，世上還有最後一個人心疼著周佛海——他的妻子楊淑慧。這個也跟著在中共一大上打過醬油的女子，深深愛著自己的丈夫，即使這位色鬼無數次地讓她傷心流淚。她手裏有最後一張王牌：蔣介石給周佛海的信。在這封信裏蔣介石親自答應給周佛海自首人員身份，並協助國民政府接收東南土地。這確實是一張王牌，但如果打不好，可能仍然是一張死牌。為了打好這張牌，楊淑慧找到了最會和蔣介石鬥爭的中共代表周恩來。
周恩來會見了楊淑慧。從哪方麵說，他都不必幫這位漢奸家屬，但也許出於對已經墜到懸崖下麵的前同誌家屬的憐憫，他幫楊淑慧分析了局勢。激動的楊淑慧本想把這封信放在報紙上發表，逼蔣介石承認。但素來懂得蔣介石脾氣的周恩來勸止了這個天真的想法。如果有人敢這樣挑戰蔣介石，他隻會大耍流氓，幹脆不認賬，而如果暗地裏拿這封信去要求，蔣介石沒準兒還能答應。
楊淑慧拿個那封信來到了蔣介石的官邸前。蔣當然知道這個女人的心思。他當然有心免周佛海一死，但外間的輿論太過沸騰，一旦幹預司法審判，更會給人口實。無奈之下，自己的顏麵戰勝了社會呼喚的公義。官司已經定讞，不能更改了，他直接用自己的權力給周佛海來了個“特赦”。
周佛海保住了一條老命，但這離他的期望值太遠太遠了。在監獄中，他被酒色淘虛了的身體徹底崩潰。這條保住的命還沒有堅持一年就被各種疾病帶走了——也許是南京上空的中國冤魂已經再也不能忍受他的存在了。
周佛海一案一直被看做行政幹預司法的典型，但其實案子的每一步都透著司法的進步——法庭對事實經過了認真的質證，給了當事人和律師充分的辯護權，也走了每一個上訴程序，最終的特赦也確實合乎當時的法律，這一切至少表麵上都是合法的。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表麵上做到合法就已經是相當大的進步了。
周作人：其實……我是個演員
周作人是漢奸群體中最奇特的一員：法庭裏的人上到法官、檢察官，下到律師、書記員，都是他的忠實粉絲，人人都在絞盡腦汁為他脫罪。甚至在法庭質詢的時候都法官忍不住問幾句偶像的八卦。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周作人被從輕發落就不奇怪了。
審判周作人的過程自始至終彌漫著文學氣氛，且看辯護人王龍寫下的辯護詞，這是以一個“故事”開端的：
從一個故事說起。園丁老周，是五世同堂、荒園老屋的故仆。他盡了半生的筋力，流了不知幾許的汗，把主人的荒蕪園地裏種了很多花木，收了很多果實，還牧著一群可愛的羔羊。某一年大盜來了，守門的退了，主人臨走時匆匆托付手無寸鐵、囊無分文的老周說：“你要看在往日的情分，替我保守這前人遺澤的產業。”老周忍淚送別說：“隻要老命活著，主人一切放心。”在這大盜盤踞的悠久歲月中，老周心中牢記著主人重托之言，忍辱負重，聽他呼牛呼馬，為奴為仆，貴之賤之，受罵受打，總是鞠躬盡瘁，降誌辱身，萬死不辭。有幾個同事的忠仆被盜捕獲將欲加害，老周皆一一設法為之緩頰得全性命。好容易眼巴巴地守候了將近十年，寇退主人返，看看全部家產、賬冊、宗譜一點沒有損失，看看一群迷途的羔羊仍能回到母羊的懷抱，而不曾認賊作父，主人點頭微笑，老周頓忘了十年苦楚。老周除吃一碗苦茶外，還是家徒四壁。這時左右一般太平歸來、三頭六臂、聰明伶俐、趨吉避凶、打落水狗的人們七嘴八舌地說：“老周不是好人，趕快送進衙門，他既未打退強盜，又未遠走天涯。強盜喊他周老大，他豈不是尊大了？喊他周老官，他豈不成了官嗎？他是通敵，他是奸細，他是應當吃官司。”大家聽了，誰也不敢多嘴說不是，恐怕血口噴人，惹禍上身。老周放下了手中一杯苦茶，抬起頭來看了看青天白日，向主人黯然道別，就捕下獄。於是眾口同詞，老周的姓名上增添了“巨奸”“大逆”許多頭銜，隻有他的妻兒，狂呼著冤枉，還有他的知友，深切的懷疑。
看了這段話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被催眠，為這個“老周”鳴不平：這個老周不僅不是漢奸，還是大功臣嘛！但是，這種文學催眠隻對那些遠離抗戰前線的人有效果。那些親眼看見“老周”穿著日本軍服，趾高氣揚地出現在檢閱場的人，那些親眼看見“老周”的日本妻子及其家人坐著汽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耀武揚威的人，那些萬裏跋涉在昆明建立西南聯大的原北大師生們，是不會被這個“心酸”的故事催眠的。
當法官質問周作人他是不是擔任過“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督辦”等各種偽職的時候，“老周”周作人泄氣了。對每一個職務他都承認，因為他是一個不會說謊話的人。但是，周作人有他的邏輯，他懦懦地說了那句很經典的話：其實……那都是表演罷了，我演的是一個小醜。
“其實我是個演員。”這是一句可用於任何漢奸的辯護詞，甚至可以說適用於任何罪犯。一個殺人犯也不妨說“我其實是在表演那個殺人犯，我的內心並不想殺人”。法官再有憐憫之心，當然也不會因為這個荒謬的邏輯判周作人無罪。撥開這些文學催眠詞，周作人和他的律師還得好好找一些能夠給他減刑的具體證據才行。
對周作人最有利的證據是他做的那些“好事”。首先一件就是作為曾經的北大“留平四教授”之一，周作人確確實實地保護了北大的那些物質財產。對這一點，他的老朋友、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很熱心地給予了承認：
北京大學為周作人作證致首都高等法院函
京字第二七八號（1946年9月6日）
案準貴院南刑字第五六七號函開：“查本院受理周作人漢奸一案，前據該被告於庭訊時供稱，曾於出任偽北京大學文學院長任內，代為保管現國立北京大學校產。等語。究竟有無具體事實，尚待調查，相應函請查照。如果確有其事，迅將保存校產數目及詳細經過情形見複，以憑核辦為荷。”等因。準此，查本校蔣前校長於“七·七”戰後，曾囑托馬裕藻、孟森、馮祖荀、周作人諸教授照應北大。敵偽在抗戰期間，曾占用本校原有校舍及設備，辦理偽北京大學。北大複員後，點查本校校產及書籍，尚無損失，且稍有增加。準函前因，相應檢同校產及書籍增加清單各一件，函請查照為荷。此致
首都高等法院
附清單二件
校長 胡適
附一 計開在抗戰期增加校產及增建校舍清單
（一）增加翠花街偽理學院校舍一所。
（二）增建鬆公府偽文學院新樓一座。
（三）增建海運倉農學院樓二座（現撥歸朝陽大學）。
（四）新建西什庫醫學院全部。
附二 北京大學圖書館書籍統計
民國二十六年以前存中文書217297冊，日文書4502冊，西文書55226冊，總計277025冊。偽北大時期添購及受贈中文書64251冊，日文書9177冊，西文書623冊，總計74051冊。
也許是礙於不能對漢奸過於照顧，胡適在證明信中隻說“校產稍有增加”，但下麵的清單卻清清楚楚地說明增加的部分幾乎是原來的四分之一，決不能說是“稍有增加”了。從這裏又能看出胡適的巧妙用心。這些東西是實實在在的財產在那裏，的確是周作人掙下的“家業”，這對量刑極其有利，也符合辯護詞中那個“老周”的形象。
周作人的第二項大“功勞”是保護抗戰的地下工作人員，這隻要當年受保護的人不虧心，自然也都可以出來作證。出來作證的有顧隨、郭紹虞等大牌教授，在那個年月，教授還是一個公信力很強的職業——因為全國還沒有幾個教授。法庭一一采信。且看顧隨為周作人出具的證明：
查三十一年十二月及三十二年一月間，華北文教協會人員及私立輔仁大學重要教職員英千裏、董洗凡、張懷等均被日寇逮捕。時周作人正任偽教育總署督辦，一再與敵方人員交涉釋放優待。及三十四年春夏間，英千裏、董洗凡、張懷等被釋放，時周作人曾署名具保。其時隨正任輔仁大學國文係教授，知之甚確，特予證明如上。
私立輔仁大學國文係教授 顧隨
顧隨不僅出具了書麵證詞，還親自到南京的法庭作證，對周作人的量刑可謂是影響極大。他的作證是周作人最沒有想到的，因為他本來完全沒有道德壓力去做這件事。
顧隨是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學生之一，本來要學中文，但校長蔡元培看他的國學底子太強，光學中文太浪費了，於是勸他上了外文係，這促成了顧隨貫通中西的學問格局。雖然曾經是周作人、魯迅的學生，但顧隨受周作人的影響不大，在日偽時期更是斷絕一切來往。用周作人向往的“隱居”方式度過了最難熬的日子，可以說，顧隨就是周作人做不到的那個理想中的周作人。但就是這個本來不親近的學生，卻在周作人最苦難的時候伸出了援手，保住了老師的一條老命。相形之下，周作人當年的密友們則有些太過矯情了。
在諸多證據中，還出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烏龍風波，這恰恰又暴露了周作人的小心眼兒。
在為周作人作證的人中有一個是西北大學教授楊永芳：
查周作人任偽職期內，嚐協助掩護地下工作人員。本人於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間，受教育部戰區教育指導委員會之命，來北平作調查偽組織下教育狀況之工作，當時周氏嚐掩護本人之安全及協助安插工作同誌於偽校，主要資料亦多由周氏所供給，特此證明。
國立西北大學教授 楊永芳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按說這也是一個十分有利的證據，以楊永芳的數學教授之尊做這樣的證明不會對法官沒有影響，可就在法庭準備采信的時候，一封檢舉信來到了法官的案前。信指出的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位大教授楊永芳不是別人，乃是周作人的女婿。楊永芳的妻子正是周作人的大女兒周靜子：
蔡英藩等請求調查楊永芳作證之真實性致首都高等法院函
之覃庭長勳鑒：頃閱報載，欣悉先生主審周逆作人，曷勝欽敬，鹹望依法公判，藉申國法而懲奸偽。並聞青年團員楊永芳者為周逆作證，殊為離奇。查楊永芳者係鄙人等同事，周逆作人之女婿，原在北平大學任教。事變後隨校來西安。至三十年夏應周逆之召，去北平任偽職。後周逆下台，楊不堪敵偽之壓迫（曾被敵偽紮捆毒毆），化裝離平，冒充特工人員去渝報功。當時楊曾向教部呈獻平市偽學校鈐記底冊、學生名冊等，教部亦未予重視，隻給路費萬元而已。當時楊曾向各方活動，始加入青年團（或係問題，可查團證）。楊無法之下，遂又活動回西北大學任教，以迄至今。此係民三十二年夏事也。今夏楊又回平，今又以團員身份為周逆作證，事實可笑，楊既係周逆之婿，其所作之證真實性如何可想而知矣。鄙人等深知此事，且免為奸偽蒙混，俾申法紀起見，特為奉告，尚希嚴加偵查為盼。
國立西北大學教授 蔡英藩
張佩瑚 同啟
不管這封檢舉信說的楊永芳經曆是不是真的，但楊永芳是周作人女婿這一點沒有錯。楊永芳故意不提自己的身份，可謂太過小聰明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烏龍。好在周作人有足夠多的大咖級人物給作證，出了一個烏龍也不算什麼了。
一般的國人知道周作人的並不多，他們從樸素的感情出發要求嚴厲懲處這個高級漢奸，而知識階層則都有“為國惜才”的心理。在這雙重壓力之下，法庭做出了一個折中的判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奪公權終身。
周作人當然不接受這個判決，他和律師一直都在為自己做無罪辯護，十四年徒刑對當年已經六十三歲的周作人來說，和無期徒刑並沒有差別。在上訴之下，最高法院終於“為國惜才”，把刑期減去了四年，改為十年。
就這樣，周作人從漢奸嫌疑人落實成了真正的法定漢奸。他需要麵對那重重的十年徒刑。從今以後，他成了一個沒有窩的老野獸，一個可以隨時接近的當年大明星，不少人來看他的可憐樣子究竟是怎樣的。在以前，周作人可以漠然推掉這些事，但現在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比他政治更正確，都有條件來要求他來和自己說話。
一個當年的粉絲，同是作家的黃裳給好奇的粉絲團們報道了偶像的現狀：
一會，我在窗外看見一位獄吏帶了一個老頭兒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周作人，不過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個影子了的，現在看著“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綢短衫褲，淺藍襪子，青布鞋。光頭，瘦削，右麵龐上有老年人當有的瘢痕，寸許的短髭灰白間雜，金絲眼鏡（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樣子）。
與想象中不同的是沒有了那一臉岸然的道貌，卻添上了滿麵的小心，頗有“審頭刺湯”中湯裱褙的那種脅肩堆笑的樣兒。請他坐了下來。他搓著手，滿臉不安，等候我發問。這種“會審”式的訪問很糟，簡直沒有什麼話好說，隻問他這兒過得還好否，他回答還好。我問這是第幾次來南京了，他說南京是他做學生時住過的地方，以後來往路過也有好幾次，最後又含糊地提了上前年的那一次南遊。那次“榮歸”，在當時敵偽的報紙上很宣傳過一陣子。我曾經稍翻過一下，也頗領略了一下當時的盛況，記得《苦雨齋打油詩》，中有一首道：“疲車羸馬招搖過，為吃千絲到後湖。”懸揣當時的知堂，不致沒有汽車坐，這疲車羸馬大抵是所謂腴詞罷？雖然現在南京市上也正多著這樣的馬車。
……
時間拖得太長也不大好，隻好請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長說希望看一下他們的獄中生活，就又由一位獄吏陪了我走進了“忠”字監。這是一個小院子，裏邊是孤零零的一所紅磚房。其中是一間間的小房間，從門口上麵的一小塊鐵絲網窗中可以望進去，房子極小，可是橫躺豎臥的有五個人，汪時、劉玉書、唐仰杜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臥，有的在一疊餅幹匣上麵寫信。梅思平在裏麵的角落裏看書，殷汝耕在看《聊齋》，王蔭泰藏在牆角看不見。走到第四間，“知堂”剛剛回來，在裏麵一角裏的席地上，脫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掛在牆上，赤了膊赤了腳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邊放著一個花露水瓶子。我又想起了剛剛的那首詩，好一個“東坡風貌不尋常”。不過這兒我沒有嘲諷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夠淒慘的了。
如果曆史停在這裏，周作人真正的生命也就終止了，一個透明如水的作家，如果沒有機會寫東西，就和完全死去一樣。可是周作人沾了亂世的最後一點光——當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失利，無法再看管這些過去的敵人的時候，包括周作人在內一大批漢奸被提前假釋。滿打滿算，周作人坐牢的時間還不到兩年，這也許是國家自己在安排“惜才”吧。
周作人在共產黨那裏可以得到比國民黨更多的原諒，這並不是因為他曾經是共產黨領袖毛澤東青年時代的精神導師——這是周作人自己抓到的一根救命稻草，當年周作人手很給力地記下了毛澤東拜訪的記錄：
1920年4月7日：毛澤東君來訪。
在解放軍勝利之後，出獄的周作人趕緊把這則寶貴的日記在報紙上發表，顯然是寄希望於最高領導能注意到，挽救自己已經破產的聲譽。
當然，周作人錯了。最終救了他的不是當年的偶像和粉絲關係，而是他自己身上的血緣——他最不願意說的那件事——他是魯迅的弟弟，對魯迅的一切，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在魯迅成為頭號作家的年代，社會需要周作人來做這個魯迅百科書的角色。
周作人也很快明白了這一點。在接下來二十來年的時間裏，他雖然離開了現實的牢獄，卻又進入了他最不想進入的魯迅領域，靠回憶被自己趕出家門的大哥的一切隱私來維持自己和整個大家庭的生計，這是不是也算是一種自找的羞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