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觀原呈：滿紙謊言，毫無實據。謂為“侮辱孔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縱使所控屬實，亦不出言論思想之範圍，盡可公開討論，無須小題大做。且“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載在黨綱，誰敢違背？該孔傳鋼等，捏辭誣陷，越級呈控，不獲罪戾，而教部竟派參事來曲查辦，似非民主政治之下，所應有之現象。
又據原呈所稱全體六十戶雲雲。查六十戶者，實孔氏特殊之封建組織。孔氏族人大別為六十戶，每戶有戶首，戶首之上，有家長，家長戶首處理各戶之訴訟，每升堂，例陳黑紅鴨嘴棍，訴訟者，則跪述事由，口稱大老爺，且動遭肉刑，儼然專製時代之小朝廷。聽訟則以情不以理，所謂情者大抵由金錢交易而來。案經判決，雖至冤屈，亦不敢訴諸公堂。曲阜縣知事，對於孔族及其所屬之訴訟，向來不敢過問。家長戶首又可以勒捐功名。例如捐廟員者，每職三十千至五十千文，而勒捐之事，又層出不絕。戶下孔氏，含冤忍屈，不見天日，已有年矣。衍聖公府又有百戶官職，雖異姓平民，一為百戶，即殺人凶犯，亦可逍遙法外。以致一般土劣，爭出巨資，乞求是職。雖鄰縣鄰省，認捐者亦不乏人。公府又有號喪戶、條帚戶等名稱，尤屬離奇。是等官員，大都狐假虎威，欺壓良善，不僅害及戶下孔氏，直害及異姓民眾，又不僅害及一縣，且害及鄰封。戶下孔氏，受其殃咎，猶可說也！異姓民眾，獨何辜歟？青天白日旗下，尚容有是製乎？
本校設在曲阜，曆任皆感困難。前校長孔祥桐以開罪同族，至被控去職，銜恨遠引，發病而死。繼任校長範炳辰，蒞任一年之初，被控至十數次。本省教育廳設計委員會，主將本校遷至濟寧，遠避封建勢力，不為無因。還吾到校以來，對於孔氏族人，向無不恭。又曾倡議重印孔氏遺書，如《微波榭叢書》以及《儀鄭堂集》等，表揚先哲之思，不為無征。本校學生三百餘人，隸曲阜縣籍者將及十分之二。附屬小學四百餘人，除外縣一二十人外，餘盡屬曲阜縣籍，民眾學校婦女部，完全為曲阜縣學生。所謂曲阜縣籍之學生，孔氏子女，迨居半數。本年經費困難萬分，因曲阜縣教育局取締私塾，學生無處就學，本校附小本七班經費，又特開兩班以資收容。對於地方社會，及孔子後裔，不謂不厚。本校常年經費五六萬元，除薪俸支去半數外，餘多消費於曲阜縣內。學生每人每年，率各消費七八十元。曲阜縣商業，所以尚能如今者，本校不為無力。此次署名控還吾者，並非六十戶戶首，多係鄉居之人，對於所控各節未必知情，有無冒簽假借等事，亦難確定，且有土劣混羼其中。經還吾詢問：凡孔氏稍明事理者，類未參加此事。且謂孔傳鋼等此種舉動，實為有識者所竊笑。
縱能盡如彼等之意，將校長查明嚴辦，昭示大眾。後來者將難乎為繼，勢非將本校遷移濟寧或兗州，無法辦理。若然，則本校附小四百學生，將為之失學，曲阜商業，將為之蕭條矣。
前津浦路開修時，原議以曲阜縣城為車站，衍聖公府迷信風水，力加反對，遂改道離城十八裏外之姚村，至使商賈行旅，均感不便。馴至曲阜縣城內社會，仍保持其中古狀態，未能進化。由今視昔，事同一例。曲阜民眾何負於孔傳鋼等，必使常在半開化之境，不能吸收近代之文明？即孔氏子弟亦何樂而為此，孔氏六十戶中不乏開明之士，當不能坐視該孔傳鋼等之胡作非為，而瞑然無睹也。
更有進者。還吾自加入本黨，信奉總理遺教，向未違背黨紀。在武漢時，曾被共產黨逮捕下獄兩月有餘，分共之後，方被釋出。原呈所謂：“言行均涉過激，絕非民黨本色”雲雲者，不知果何據而雲然？該孔傳鋼等並非本黨同誌，所謂過激本色之意義，恐未必深曉。今竟誣告本黨同誌，本黨應有所以處置之法；不然效尤者接踵而起，不將從此多事乎？還吾自在北京大學畢業之後，從事教育，曆有年所。十五年秋又入廣州中國國民黨學術院，受五個月之嚴格訓練。此次任職，抱定三民主義教育宗旨，遵守上級機關法令，凡有例假，無不執行，對於院部功令，向未違背。且北伐成功以還，中央長教育行政者，前為蔡孑民先生，今為蔣夢麟先生，在山東則為教育廳何仙槎廳長，均係十年前林琴南所視為“覆孔孟，鏟倫常”者也。蔡先生複林琴南書，猶在《言行錄》中，蔣先生主編《新教育》，何廳長著文《新潮》，還吾在當時景佩實深，追隨十年，舊誌未改，至於今日，對於院部本旨所在，亦不願稍有出入。原呈：“鈞部管持全國教育，方針所在，施行劃一，對於孔子從未有鄙夷侮辱之明文，該校長如此放縱，究係采取何種教育？稟承何項意旨？抑或別開生麵，另有主義？”雲雲。顯係有意陷害，無所不用其極。
還吾未嚐出入孔教會之門，亦未嚐至衍聖公府專誠拜謁，可謂賦性乖僻。又未嚐日日讀經，當然學術不純。而本省教廳訓令第六九三號內開：“校長宋還吾態度和藹，與教職員學生精神融洽，作事頗具熱誠，校務支配，均甚適當，對於教員之聘請，尤為盡心”雲雲。不虞之譽，竟臨藐躬，清夜自思，良不敢任。還吾籍隸山東舊曹州府城武縣，確在北京大學畢業，與本省教育廳何廳長不無同鄉同學之嫌，所謂：“因有奧援”者，殆以此耶？但因與廳長有同鄉同學之嫌，即不得充校長，不知依據何種法典？院部有無明令？至於是否濫長，官廳自可考查，社會亦有公論，無俟還吾喋喋矣。還吾奉職無狀，得罪巨室，至使孔傳鋼等夤緣權要，越級呈控，混亂法規之程序。教育無法進行，學生因之傍徨。午夜疚心，莫知所從。本宜躬候裁處，靜默無言，但恐社會不明真象，評判無所根據，故撮述大概如右。邦人君子，其共鑒之。
七月八日
宋還吾這篇駁文寫得汪洋恣睢，揪住孔氏族人的指控，逐點批駁，邏輯強大，氣勢逼人，同時又策略性地把提出指控的孔門代表的底細揭露了一個遍，而且把和自己同思想的教育部長、教育廳長都拉到自己陣營。一經披露，輿論界無不同情曲阜二師的遭遇，孔門中人本來想通過這件事殺殺新派人物的威風，沒想到卻給自己找來了更大的難堪。這種情況恐怕是為孔門人暗中幫忙的孔祥熙和蔣介石所不願看到的。
全國的媒體都幫著新派人物說話，教育部長蔣夢麟見民氣可用，為這個案子定了調：孔氏族人控告二師學生演“子見南子”一案，查無實據。二師師生，尚無侮辱孔子事情，自應免予置議。這是一場振奮人心的勝利。五四新文化運動還隻是民間思想的革命，而這一次是新派與舊勢力的直接鬥爭，由行政力量來確認新派的勝利，這是極具指標意義的。
由這個案子連帶出來的是寫控告信的那幾個孔家人，有負責的媒體調查了這些人的來曆，這些人原來都是住在農村的孔門中人，對外界的新思想並沒有多少了解。他們的指控完全是受了孔門中的訟棍的指使而出現的，在曲阜城裏居住的孔門中人，大多對新思想多有接受，對這樁訴訟態度都極其漠然。
如果曆史停在這一刻，這件事將在中國的思想進步史上留下重要一頁。但是，可惜的是中國最主要的政治勢力是蔣介石和孔祥熙。對於舊勢力，從政治行為習慣出發，他們總是善於妥協三分。當孔門中人被媒體揭露得體無完膚的時候，他們更變本加厲地報複起來，發動了所有的社會資源來推翻教育部的處理方案。最終，在高層的壓力下，教育部竟然把校長宋還吾以升遷的名義調走，而組織排演《子見南子》的學生領導也被開除。一場在進步人士和全國媒體支持下鬧得轟轟烈烈的案子，竟然以最“中國”的方式壓掉了。
這一事件的荒謬之處在於被要求保護名譽權的人是已經死了兩千多年的孔子，作為“當事人”的孔子自己毫無發言權（也沒有發言能力），而發出指控的那幾個孔子後裔也不知道從哪裏來的合法代表孔子的權利。更可笑的是，這件事的始作俑者應該是《子見南子》的作者林語堂莫屬，但整個事件中沒人要求林語堂出麵承擔什麼責任，而林語堂自己身處外地，竟然對此毫不知情，直到幾個月後才聽到朋友談起，而那時早已經塵埃落定了。
和魯迅打官司的人
中華民國的文壇上，魯迅的敵人大概是最多的。但隻有一次他的敵人和他到了對簿公堂的地步，這個敵人是顧頡剛。
顧頡剛是北京大學哲學門1920年的畢業生，為胡適、魯迅、周作人的學生輩。他本身是一個大膽的懷疑主義者，經過胡適的點撥，更發展為徹底的“疑古”學派領軍人物。在中國，懷疑主義者很容易爆出驚世駭俗的觀點，所以顧頡剛很早就出了名。
顧頡剛“疑古”的一個著名論點是1923年發表的“大禹是條蟲”的論點。顧頡剛引《說文》的“禹，蟲也，從禸，象形”及“禸，獸足蹂地也。”為證據，懷疑幾千年傳說的聖君“禹”根本就不是人，而是古代神話裏的動物而已。要讓習慣了古代觀念的國人接受這種“現實”那可是不容易的。1940年，時任教育部政務次長的顧毓琇提出“禹的生日可不可考”這一論題。顧頡剛說：“禹是神話中的人物，有無其人尚不能定，何從考出他的生日來。不過在川西羌人住居的鬆、理、茂、懋、汶一帶地方，他們習慣以六月六日為禹的生日的。”這本是他的一家之言，但當時的國民政府卻拿著雞毛當令箭，訂6月6日為“工程師節”，當時的報紙還刊出陳立夫的一篇演說，說：“大禹治水是我國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現在禹的生日已由顧頡剛先生考出來了，是6月6日，所以我們就定這一天為‘工程師節’。”後來，陳立夫知道了原來顧頡剛認為“禹是一條蟲”，心中大惑，找機會問顧頡剛說：“你不是說大禹是條爬蟲，怎麼會有生日！”顧頡剛反駁得也很在理：“你隻叫我考證生日，我是根據現有的資料考證出來的，我是從學術考察，不是從爬蟲考察。”陳立夫聽完也隻好搖頭作罷。
這位學生輩的疑古大師怎麼會和魯迅發生衝突呢？怪就怪中華民國還是太小了，文人的活動舞台不多，隻要在文壇上露麵，總要發生寫觀念上的交鋒，尤其是政治變幻莫測的時代，按派別站隊更是不可避免。顧頡剛逐漸站到了他的老師胡適那邊的“自由派”，或者“右派”，這與身在左派陣營的魯迅自然會發生矛盾，這是他們交惡的深層次原因。
魯迅向來不原諒對手，但對於學生輩，總是多少留著些情麵，可這位顧頡剛錯就錯在挑戰了魯迅的人格，這讓魯迅的戰鬥意識頓時加強，兩人的矛盾一發不可收拾。魯迅在學術界最有名的著作是《中國小說史略》，這讓他在哪裏都會得到尊敬，可敵方陣營為了打掉魯迅的聲譽，由陳西瀅等散布出消息，魯迅的這本書其實是抄襲日本人鹽穀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如果真的是抄襲，那魯迅還有什麼麵目繼續當“青年導師”呢？這個說法在敵方陣營越傳越廣，魯迅的聲譽大受影響。就是在這個時候，著名的疑古派掌門人顧頡剛加入了傳播行列，這時的他忘記了老師胡適經常說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原則，沒經過任何查證就大喊“魯迅抄襲了”。本來就對此極為厭惡的魯迅見哪個喊的聲音大就對哪個下手，於是開始了對顧頡剛的冷嘲熱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