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京師地檢廳奉命開始審理羅文幹案。按照程序，檢察官先要求證人、舉報人到案說明。當天，華義銀行代理人羅森達和格索利前往作證，聲明此案發生問題的支票是酬勞費，跟羅文幹無關。地檢廳又發出傳票，讓吳景濂、張伯烈出庭對質。這本是法律應有之義，但吳景濂、張伯烈兩人以為自己貴為議長，哪能被地檢廳的傳票管轄？於是堅決抗傳，理由是：此案由總統交辦，公府既非訴訟機關，議長也不是訴訟人，當然不負告發人責任，拒不到庭。這當然是強詞奪理到了極點，他們還沒明白，在共和體製下，任何人在法律麵前都是平等的。地檢廳也不勉強，迅速查明了其他證據，英國和意大利公使也致函外交部，聲明展期合同並無手續上的不妥。
這個案子沒過多長時間就結案了，京師地方檢察廳得出的羅案結論是：
關於債票無效問題。巴黎和會並沒有規定借款一律要賠償中國，隻說協約國或參戰國與奧國間的債務應彼此結賬抵消。更何況“凡國家債票為敵國人民所持有者，不得因戰爭之故而沒收之，為國際法學者之通說”。這項借款“雖名為奧國借款，而持票各國人士皆有”。
關於支票問題：8萬英鎊為對方按合同規定付給中國政府的，折合成華幣約80萬元，轉給交通部50萬元，餘下作為行政日常開支。另3萬英鎊是付給安利洋行經理巴克的手續費，5000英鎊是付給安利洋行買辦的手續費。
關於手續問題：這份合同確實未經國務會議討論，也沒有請求總統和國會的同意，但財政部辦理展期合同一向如此，也算有章可循。
基於這些理由，京師地檢於當天要求無罪釋放羅文幹。球又踢回到吳景濂一邊。
在此過程中，內閣國務總理王寵惠當然不會坐視自己的閣員被這麼修理。就在羅被捕的當晚，國務總理王寵惠、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孫丹林、交通總長高恩洪等都得到了消息。王寵惠率領閣員激動地到總統官邸指責黎元洪。黎元洪自知理虧，隻好又親自派人把羅文幹接了出來。可這樣一來，曹錕支持的吳景濂一方又不幹了，他們眼見倒閣、倒總統的目的達不到，幹脆耍起了流氓，帶著上百號議員氣勢洶洶來總統府打架，秀才遇上兵，尚且有理講不清，更何況是秀才遇上一幫流氓似的國會議員？可憐的羅文幹被押來押去，地檢廳都成了他的旅店了。
曹錕見自己的權謀完全失敗，惱羞成怒，決定拚了自己老命把桌子掀翻算了。在他的暗中鼓動下，各省的督軍權貴紛紛通電指責羅文幹和王寵惠內閣。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王寵惠內閣黯然辭職。大總統黎元洪在任命了汪大燮為看守內閣總理之後也黯然下台。曹錕用霸王硬上弓的姿勢占據了北京的政治頭牌地位。
新內閣換上了可以給曹錕辦事的人，尤其是司法總長程克、教育總長彭允彝等人，決心把羅文幹的案子徹底辦死，為新內閣的合法性提供基礎。
程克首先把京師高等檢察長周貽柯、地方檢察長熊元襄及主辦羅案的檢察官紛紛調職，另派馬彝德為京師高等檢察長，龍靈為京師地方檢察長。不久馬彝德就根據“聲請”再議已經決定不起訴的羅文幹案，發交地方檢察長龍靈重新偵查。
程克為辦理羅案，而調動司法人員的行為，很快就引起來了各界的反彈，這正是中華民國司法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社會各界用不合作的方式來向新內閣施壓：
1923年1月16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宣布，教育總長彭允彝幹涉司法，羞與其為伍，辭職出京。蔡元培的辭職激起了難以收拾的學潮。
1月19日，修訂法律館總裁江庸以司法總長程克破壞法令，司法獨立無望而通電全國，並憤而辭職。此後，副總裁石誌泉、陸鴻儀，總纂鄭天錫等，亦相繼辭職。
1月27日，東三省特別法庭也開始發難，通電北京政府司法部、大理院、法律館、總檢察廳、高等檢察廳和律師公會，抗議羅文幹案再議。嗣後，湖北、安徽、奉天、河南、山東、直隸、江西等地紛起響應。一時間，司法部四麵楚歌。
可是，司法總長程克不為所動，繼續施壓，將大理院院長董康降為法權討論會副會長；撤去北京司法機關若幹重要任務，易以親信；補送申請羅案再議理由書於法庭；電斥東三省特別法院，將院長撤職；2月28日，他又下令撤換直隸、湖北兩省司法人員。
這些受壓製的司法人員奮起抗爭，一方麵根據《臨時約法》中的相關規定，斥責司法部任免命令為不合法，不予接受。另一方麵，全體一致不辦理交接手續，置任免令於不顧。
由於有各地司法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京師地方審檢的法官、檢察官始終堅持以正當的法律程序，對羅案進行調查、取證、審理。至1923年8月30日，京師地方審判廳宣布羅文幹、黃體濂無罪，並將其釋放。
程克仍不死心，指令檢察官提起上訴，將此案移轉於京師高等審判廳。但上訴後，高等審判廳一直未予審理。1924年2月初，地方檢察廳向高等審判廳撤消上訴，高等審判廳即日通知羅文幹、黃體濂二人。此案曆經一年多的時間，至此方告結束。
羅文幹案是一場司法界集體抵製政治幹預的典型案例，讓全世界都看到了司法人的良心，這種不惜官位、不惜代價來維護司法獨立的精神，是中國古代人所不具有的，可以說是真正的民國精神的勝利。
羅文幹經過這一場政治洗禮，聲名更大了，但他表現出來的耿直性格也讓權謀家們忌憚起來，人們在需要裝點門麵的時候都想讓他出來，可真正要辦事的時候又把他拋在一邊。羅文幹在看透官場的一切後終於急流勇退，到了他最希望去的西南聯大教書。可惜的是，天不假年，羅文幹沒等到抗戰勝利就因病去世了，他把身上的那一部《中國法製史》永遠留在了中華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