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民國的說法 第九章 章士釗：被當事人當庭駁斥的大律師
一個社會的法製是否進步，律師的數量和素質是重要指標。中華民國建立在大清朝的斷壁殘垣上，在建國初期，全國的律師加起來不過幾十個，而很多時候，這些大律師還沒有用武之地，因為中國人還不太懂得打官司要用律師這回事。袁世凱政權倒台之後，大批的法政專業大學生留學歸國，除了一小部分充實到司法部門外，大部分隻好去當律師，這才讓民國的律師正式成為一個重要的職業。民國律師們除了普通的律師業務外，參與政治鬥爭也是一項經常性的業務，很多“大律師”正是在著名政治案件中被記住的。
章士釗是民國曆史上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他在政治上曾經很風光，算得上是辛亥元老，又當過段祺瑞內閣的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在文化上是著名的反派人物，和魯迅、胡適等人論戰，鬥得不亦樂乎；在人緣上國共兩黨通吃，建國後還當上了中央文史館的館長。無論如何，他都算得上是“成功人士”。可惜的是，章士釗一生大部分時間並不是在做那些顯赫的事情，而是做他認為自己的本業：律師。
章士釗參與過很多著名政治案件的辯護，可憐的是這些案件都出了讓他尷尬的事情。
章士釗辯護的一個重要政治案件是陳獨秀案。
章士釗與陳獨秀本是舊相識。可是兩人後來一個成了共產黨的領袖，一個成了守舊勢力的代表，政治見解可謂水火不相容，兩人因此也沒有了什麼來往。政治是瞬息萬變的，到1932年的時候，陳獨秀已經被共產黨開除，成了“托洛斯基派”的領袖，但國民黨仍然視他為敵人，該年10月，中統特務在上海將其逮捕，這已經不是陳獨秀第一次坐牢了，但這一次似乎再也難以翻身。此時的章士釗也早已下台多年，隻在上海當他的大律師而已。章士釗在政治上當然還是保守派，他見陳獨秀被捕，無人敢為之辯護，況且陳獨秀已經不是當年的共產黨領袖，於是心生憐憫，主動找到陳獨秀，為他免費做無罪辯護。陳獨秀當然是感激不已。在這個時候，章士釗敢冒風險為自己辯護，這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氣的，也確實夠朋友。
1933年4月，中華民國江蘇省高等法院在江寧開庭，宣布對陳獨秀案進行三次公開審判。據說公審的消息傳出後，參加旁聽的人一次比一次多，《申報》是這樣報道的，“唯庭地不敷容納，後至者多抱向隅，”“有立於座次兩旁者，有立於記者席之後者，有立於室外者。”中國人向來愛看熱鬧，國民黨的法庭審一個前共產黨領袖，同時又有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做辯護律師，這樣的大熱鬧誰不愛看呢？法官宣布開庭，陳獨秀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入被告席時，庭內頓時鴉雀無聲，陳獨秀是見過大世麵的人，因政治而受審，他感到的是光榮而不是屈辱，因此他一直鎮靜自若，麵帶笑容，向參加旁聽的各界人士頻頻頷首致意。
首先是檢察官宣讀起訴書。陳獨秀犯的當然是政治罪，具體罪名則是“主張打倒國民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樣的目的，都是共產，都是危害民國”，這觸犯的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陳獨秀對一切“罪行”並不否認，而且引以為榮，但對起訴書的邏輯做了最嚴厲的抨擊：
法官問：“何以要打倒政府？”
陳獨秀答：“這是事實，不否認。至於理由，可以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中國人民已窮至極點，軍閥官僚隻知集中金錢，存於帝國主義銀行，人民則窮困到無飯吃，此為高麗亡國時現象。三、全國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讓。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政府之義務。”
法官問：“托派和史丹林派（指中共）主張雖有不同，但都主張打倒國民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樣的目的，都是共產，都是危害民國。”
陳獨秀答：“我隻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
這一段自我辯護說出來，整個法庭都沉寂了，因為句句說中了時弊，也切中了當權者的痛處，可謂精彩至極、精確至極。這樣的“辯護”當然隻是政治演說，起不到任何辯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