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與發展
富人的生辰突然間成了許多媒體的報道內容。韓國《中央日報》一項煞有介事的調查說，韓國前１００名的富豪中４０％出生在冬天；２９名富翁中，大約６０％的人出生在冬天，包括“三星”創始人李秉哲和“現代”創始人鄭周永。文章還說，不獨韓國，美國白手起家的４０名年輕富豪中也有１０名以上出生在冬天。
生在冬天的人，究竟是不是更容易致富，隻是個娛樂版的內容；但經濟的嚴冬是不是一個適合創辦企業的季節，卻是個值得認真探討的話題。經濟周期的哪個時點更適合創業？這兩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某些行業如通信、ＩＴ，某些地區如德國、日本，已經陷入經濟周期的漫漫嚴冬，廠商和消費者信心下降，投資者漸趨謹慎，破產並購增多，新創辦企業的數量和速度降低。香港著名股市分析家曹仁超，為灰心喪氣的人們開出了經濟緊縮期的“快活三老”：守在老本、老伴、老友——看來，經濟冬天確實不太適合創辦企業。
不過，也有研究表明全球５００強企業中，不少恰恰是在曆史上的經濟低穀期創辦的。很多人都在研究三星等韓國企業在經濟嚴冬逆市崛起的奧秘，我總覺得這裏麵有一個因素被大家忽視了，那就是在近５年中韓國民間在娛樂、網絡創意領域勃勃有生氣的創業熱潮。三星手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時尚化的勝利，而三星能引領時尚潮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背後的韓國新創民間公司的創意設計，來源於風靡亞洲的“韓流”。誇張一點說，如果沒有年輕一代逆市創業，以青春熱血推動娛樂創意業作支撐，韓國製造業的冬天可能還會更加嚴酷。這些逆市創辦的企業，還可能對韓國傳統的企業哲學產生深遠影響：他們是小而美的，不再是大而全的；他們是民間資本而不再是國家或財團“下的蛋”；他們是輕型化、創意化的未來企業。
中國的情況大不相同。中國的企業，大多創辦於經濟擴張期或政策的春天。２０年的企業史，能看出明顯的“生日胎記”：１９８４年城市經濟改革後，創辦了一批企業；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湧現出了一大批著名企業；１９９５年“海歸”們又創辦了一批新經濟公司——每一個創業潮都出現在經濟或政策的春天。個中緣由，非常簡單：在中國，政策周期很大程度上就是經濟周期，政府鼓勵與否，直接決定著工商注冊、銀行貸款、上市指標、人員戶口、稅收優惠等，從而也就直接決定著創業的熱度。柳傳誌有一個“孵蛋說”：其實中國企業主要還是“政策下的蛋”，逢春而發，遇熱出殼。
不單創業在春天，擴張也在春天。張瑞敏認為，海爾在黨的十四大後搞多元化，十五大後搞國際化，十六大後要全麵創新——中國企業十分善於捕捉政治大氣候的商機。
有一個問題：生在春天的企業，與生在冬天的企業，有什麼不一樣嗎？大體而言，春天企業對環境的要求與關聯度較高；冬天企業可能更依賴自己的生存能力。前者善於發展，後者精於生存。
不經曆一兩次低穀的考驗，不能算是成熟的企業。那些著名大公司在創始人離開後，暴露出的巨大虧損和問題，讓人頓生警惕。一路順風，步步趕點，企業擴張得很快，但一個風浪打來就翻船，實在是中國企業的通病。再說，國內政策與環境的周期在慢慢讓位於經濟（亞洲乃至全球）本身的周期。所以，生在春天，更得感知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