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心態決定成敗
人們欣賞爭奇鬥豔的花，欣賞綠蔭參天的樹，欣賞破土而出的草，欣賞孕育生命的地，欣賞博大無邊的天，可人生在世，最高價值的欣賞是什麼？那一定是獨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北京大學的傲然挺立、清華校園的敢開時代之先河；新文化的百舸爭流、振興中華的時代號角、“小平你好”的肺腑真情，清華北大無時無刻不在為新，無時無刻不在開風氣之先。這個時代是一個呼喚創新思維的時代，思路決定出路，觀念決定成敗，讓整裝待發的青少年一起跟隨他們創新的腳步，做新時代的領航者吧。
無論何時，總有所為
——⊙ 摘自梁衡在清華大學的演講 ⊙——
人物剪影
梁衡，1946年出生於山西霍州;1968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曆任內蒙古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記者協會全委會常務理事、人教版中小學教材總顧問。梁衡是著名的新聞理論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論家，曾榮獲全國青年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多種榮譽稱號。
人是有精神的，這是他和動物的最大區別。動物的追求就是吃，就是為了生存，你看，不管是飛鳥還是狼、老虎同，隻要吃飽了，隻要沒有危險，動都懶得動。它永在重複著一個生長死亡的物質規律，所以動物間除了形體大小外，其他的差異並不大。但人除了物質追求外還有精神追求，人和人的形體差異也不大，最大差異是在精神領域分化的。可能是一個偉人，也可能是一個小人，差別實在是大。精神追求，是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最起碼的信念。人的成就之別就是他們的精神之別。
同學們到了社會上以後，可能順利，也可能不順利；可能找到好的工作，也可能找不到好的工作；周圍可能有一個很好的人事環境，也可能會碰到一個很難相處的上司或同事。但不管怎麼樣，有一個信念不能變：你來到這個世界上，一定要有所作為。居裏夫人上小學的時候，就跟她哥哥講：“我們家，一定要有一個人有所作為!”結果，她做到了，成了兩次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如果一個人，到這世上來一趟，父母給你吃飯，供你上學，然後你畢業、工作，掙的錢光夠謙自己吃喝、結婚、繁殖後代，最後離開這個世界，這有什麼價值？
社會是靠不停地創造、發現而前進的。人生因創造而有意義，人一定要有所作為，有所創造。沒有大的創造也要有小創造。也許，在座的各位將來會出個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清華出大人物、出國家領導人是有傳統的。起碼，我們不能平平庸庸地過一輩子。有了這個理念以後，就要隨時把握機會。法國生物學家法布爾說過：“機遇隻偏愛有準備的頭腦。”你隻有時刻準備著，才會有機會。
1968年，我被從北京分配到內蒙古黃河邊的一個小縣裏，在農村勞動。我們四個大學生睡在一條土炕上。所學專業一個也用不上。白天挖渠、挑土、鋤地，晚上躺在炕上睡不著，看著窗外數星星。我們想，這輩子完了。但過了一段時間，等到對環境稍微適應一些，要有所作為的心思又萌動了。就像一顆種子，被風刮到野地上，開始無可奈何，慢慢它捕捉到一點潮濕之氣，便又做發芽的準備了。
在農村勞動一年多的時間，最可幹的事情就是看書。下雨天不出工躺在熱炕上看書；一邊拉風箱燒火做飯，一邊映著爐火看書，這些情景，至今回憶起來就像昨天一樣。
後來我在山西當記者。說實話，當一個地方記者不是太難，但是既然在這個位置上就應幹得更好，應該有更多一點的作為。後來，我在新聞出版署主管發放記者證，很多單位都在那裏爭，想多要十個、八個。我不理解，我說，你們就把這個證看得這麼重?如果一個記者出去采訪的時候，必須掏出證來，證明自己是哪個報社的，這說明你還不夠格。作品、名聲就是你的記者證、你的名片。要到這種程度，你人還沒到，名就先到了。這個記者才算當出點味道。
實際上，一個記者在地方上當得好的話，根本就不需要記者證。但你一定要幹活，要做出點事情來。那些年我在記者任上幹的一件分外的事就是開發人才。當時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許多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都到記者站來申訴。一個青年搞“軋鋼”研究，他設計的輥軸，能夠使我們國家的軋鋼的效率提高很多倍，但就是得不到承認。我就幫他申訴，後來又到國家的科委幫他跑鑒定。後來這個人成了人大常委，當了省科委主任。
所以，我就提了一個口號，“像開發礦藏一樣開發人才”，組織了一個人才開發公司。當時幹得很好，後來成為全國的典型。當時也還沒有“下海”這個詞，還是把它當作政治，當作一種責任。但是這件事情在我的記者生涯裏麵是一個轉折點，也是一段逆境生活的開始。
公司搞大了，名聲在外，再加上原來記者業務也可以，當時不是重視知識分子幹部嘛，省裏就調我去做後備幹部，報社也要調我回去做接班人。當時中央黨校正在辦第一批省部級接班人培訓班，按研究生的學曆，這樣我就進入這個名單了。但是萬萬沒想到，當時社會上的嫉妒風很重，不斷有人受到攻擊，什麼匿名信都來了。我也遭了這個厄運。結果一些沒有進後備班的倒是都當官了。如果是現在啊，說老實話，對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來說，根本不在話下。當時還很年輕，一下子把你扶這麼高，一下又把你打下去。男兒有淚不輕彈，那時是真的掉淚了。原準備大幹一番的計劃全部落空，我第一次體會到中國成語裏麵的一個詞——報國無門。這是我到社會上栽的第一個比較重的跟頭，。當然還有別人，當時絕不隻我一個。
後來我冷靜下來了，我就想，人生就相當於一個算盤。在社會這個算盤上，自己是一顆珠子，社會是無形的手，把你撥到什麼地方，這個不由你。現在大家在這個教室裏，三年畢業後，各奔東西，再過三年，高低就分出來了。但是在自己的小算盤上，你就不是珠子，而是一隻手，可以由你來撥，撥你的時間，撥你的空間。這一條路，走不通，就走別的。還是這個信念：無論何時，總有作為。
?讀·品·悟
有人說，人生是一張單程車票，不會回到生命的原點。在等同的幾十年中，有的人能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有的人卻一輩子默默無聞、一事無成。究其原因有很多，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前一種人不管在什麼樣的境遇下都始終能夠保持一顆積極向上的心，這便是他們實現成功人生的重要保障。而成功人士與失敗者之間的差別也許就是：前者始終用最積極的思考和最樂觀的精神支配和控製自己的人生。失敗者在不利的環境下怨天尤人、唉聲歎氣，但成功者，卻用自己積極向上的心為明天開辟出一條輝煌的道路。
也許有的人會想：“積極的態度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心理學家認為，決定一個人成功的因素不僅僅是他的能力，更重要的還要看他是否能夠始終樂觀地看待周圍的事物，看他在身處逆境時是否依然能夠積極地尋找改變逆境的方法。積極的心態可以讓你獲得成功的人生。
事實上有什麼樣的心態，就會有什麼樣的人生。就像梁衡老師一樣，當他從首都被分配到內蒙古黃河邊的一個農村勞動，和四個大學生睡在一條土炕上時，如果沒有積極的心態和對人生的渴望，最終怎麼能夠走出那個小山村成為一位名記者呢。由此可見，積極的心態讓我們收獲美麗的人生景致，而消極的心態則讓人陷入冰點的低穀。事實上，許多不良的情緒就如一道道冰河在人們的心中橫亙，阻隔著他們追逐卓越的腳步。隻要蹚過心裏的冰河，我們就可以成為傑出的人。
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是一個世界，我們應該為自己那個世界的存在而奮鬥。所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心靈的主宰，也是自己人生的主宰。麵對人生的磨難和挫折，讓我們把積極的心態幻化成那朵追隨陽光的向日葵，永遠抬頭向上，永遠保持進取的精神，在樂觀中汲取繼續走向成功的力量。請記住：無論何時，總有所為。
書這件東西是專門給懂得精神享受、有精神進取的人準備的。當地球上還沒有人類之前,草木自生自滅,鳥獸自來自去,史前世界全靠物質的生態自然調節。自從有了人類，就出現了另外一個調節係統——精神係統。在這個係統裏，人們追求的不是吃、穿、住，而是信息、知識、思想、藝術等，而這些精神財富的最主要載體就是圖書。圖書有兩大作用，一是塑造人，二是為社會傳承文化，讀高層次的書更改變人生。
重塑內心的精神
——⊙ 摘自大江健三郎在清華大學的演講 ⊙——
人物剪影
大江健三郎，日本作家，199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於愛媛縣森林中一個小山村。瑞典文學院認為，大江在其作品中“通過詩意的想象力，創造出一個把現實和神話緊密凝縮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繪出了現代的芸芸眾生相，給人們帶來了衝擊”。大江對傳統文化十分執著和尊重，從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營養，很好地繼承並大量使用了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想象力。
我想談一談身患殘疾的兒子對作為小說家的我的決定性影響。我的大兒子大江光，出生的時候就有智力障礙，這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但是，作為年輕的父母，我和妻子決心為這個嬰兒的生命負起責任的時候，這個孩子就成了我們人生中一個必然的要素。
特別是當我想通過和這個孩子共同生活而重新塑造自己作為小說家的生活方式的時候，漸漸地，我認識到，自己的家庭裏有這樣一個智力有障礙的孩子，對我來說，其意義是極為深刻的。
在這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我有過動搖和痛苦，甚至喪失把握現實的能力，但通過這些痛苦地，我不得不重新檢討兩件事情：其一，我進入大學學習法國文學，在我的精神形成過程中，法國文學發揮了坐標軸一樣的作用。其中，薩特是最為有力的指針。但是，在身患殘疾的兒子誕生後的幾個月裏，我終於明白，迄今為止，我曾堅信已經在自己內心積累起來的精神，實際上毫無用處，我必須重塑自己的精神。
雖然那時還不是解構主義的時代，但是，由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我的內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構了，我必須重新建構，以自己的力量，重新認識那些塑造了自己的法國文學和法國哲學所導致的東西。並且，我重新學習法國的人道主義精神。我大學時代的老師，是一位拉伯雷研究專家，拉伯雷時代法國人道主義的形成，是他畢生研究的主題。我也從中感受到了某種既偶然又必然的巧合。
另一件我必須重新檢討的，就是作為一個青年作家，我一直寫作的小說。在當時，它的作用對於因為殘疾兒子誕生而動搖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還是無效？我想重建痛苦到幾乎絕望的自我，激勵自己——需要從根本上恢複的一門功課。
於是，我想把這樣的功課和新的小說寫作結合起來，我寫出了《個人的體驗》。當我寫出對自己來說意味著新生的小說的時候，我已經能夠從積極的意義上認識和殘疾的孩子共同生存這一事實了。同時我也認識到，如此獲得新生的我，麵對自己國家的社會狀況，也必須采用新的視點。因為我熱衷於個人家庭發生的事件，已經看不見自己作為社會存在積極意義。
我調查廣島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開始就是出於這樣的動機，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於原子彈受害者們的社會運動。關於廣島，我寫了一本書，並把在那裏的學習所得和發現，反映在自己的小說中。
和身患殘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6年之後，也似乎是偶然地，我發現孩子對野鳥的叫聲很感興趣，我和妻子創造了和孩子溝通交流的語言。不久，孩子的關注點從野鳥的歌聲轉向人工的音樂，我們的家庭也迎來了新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