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五年（1890年）二月初三，親政大禮在太和殿正式舉行了。大典之後，光緒與朝廷要員們又到慈寧宮，給已等在那裏的慈禧上了一個尊號，又把那麼幾個帶有美意的字加在皇太後前麵。自此以後，“慈禧端佑康熙昭豫莊誠壽恭皇太後”才是慈禧的全稱。
自歸政以後，慈禧並未真正放權修養，安享晚年，而是積極活動，繼續主攬朝中大權。
時人有評論說：“皇上親政後，遇除授尚書、侍郎、將軍、督撫各缺，仍恭請皇太後懿旨簡用，蓋由聖德謙衝，於用人行政諸大端猶複稟承慈訓，以示不敢獨斷。”可見，用人的大權仍被慈禧死死地掌握在自己手裏。
光緒親政
光緒親政以後，知道皇太後的勢力遍布朝廷內外，欲成就大事不容易，所以凡事必先征求慈禧意見，然後才能明發上諭。然而即便如此，慈禧還是不放心他，在宮廷內外密布間諜，隨時搜集情報，監督光緒的活動，甚至居然在光緒身邊安插自己的心腹。
在光緒親政之後，慈禧假裝表示對光緒“關心”，特地召見光緒說：“我身邊有一王姓太監，為了照顧你的身體，從今以後，我讓他不斷前往你身邊侍奉，以慰我之心願。”光緒聽到“王太監”三個字，已了解了此中深意。王太監很受慈禧信任，他善於窺測別人秘密，宮中稱他為“香王”。光緒明知慈禧派他來自己身邊是別有用心，但仍得感謝皇太後的一片“好心”，因此，光緒連忙說道：“孩兒對親爸爸十分感激，還望親爸爸保重禦體。”從此以後，光緒身邊每月中有15天由這位“香王”侍奉，這樣光緒這15天的一舉一動便處於慈禧的嚴密監視之中。當然，間諜遠不止一人，因為慈禧不可能對另外15天放任不管。
光緒身邊時常出沒的一些太監，幾乎都是慈禧的間諜，因此一件小小的事也無法瞞過慈禧。
例如，光緒很器重廷臣長麟、汪鳴鑾，常跟他們商量朝中大事甚至一日召見三次。這件事，很快就被傳報到頤和園。慈禧對此二人疑心很重，她很怕二人與光緒密謀奪走她手中的大權，為此召見光緒後說出了她的決定：“皇帝，我看長麟與汪鳴鑾圖謀不軌，你還是免了他們吧!”光緒聽後，知道慈禧有疑心，如果不遵旨，恐怕以後更不好辦事，如果惹怒了太後，後果會不堪設想。於是，他無可奈何地當即表態：“孩兒遵旨便是!”第二天，發出上諭，二人被以“跡近離間”的罪名革職，永不敘用。
帝後兩黨的形成與鬥爭
光緒帝親政後，慈禧太後雖退居頤和園，但仍操縱和把持朝政。光緒帝每月至少要到頤和園向慈禧“聽訓”“請安”兩次，有時甚至多達六七次；重要奏折，必須送呈慈禧閱覽後，方能處置，所謂光緒“事太後謹，朝廷大政，必請命乃行”，說明光緒帝仍處於傀儡地位，隨時受慈禧擺布。那些接近光緒的近臣對這種狀況非常不滿。南書房行走、侍讀學士陸寶貴向光緒進言：“母後隻可婉勸，不可唯謹”。禦史安維峻則上疏指責慈禧“皇太後既歸政皇上，若仍遇事牽製，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光緒帝本人也不甘心於充當傀儡。為了擺脫慈禧的控製，他利用身邊的親信，開始組織政治力量，在其周圍漸漸形成帝黨集團。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是帝黨核心人物。翁同龢原是慈禧的親信，曾任同治帝師傅。光緒帝即位後，又被慈禧指派為光緒帝師傅，在弘德殿教授讀書。光緒帝親政後，翁同龢漸漸傾心於光緒，而光緒處理軍國大政時，也十分倚重他，差不多事事都與他商量，因而成為光緒帝黨的主要人物。軍機大臣李鴻藻在政治上也傾向於帝黨，翁同龢的至友工部侍郎長麟、汪鳴鑾以及禮部侍郎誌銳、侍講學士文廷式、侍讀學士陸寶忠、經筵講席官李文田等，也都成為了帝黨成員。不過，帝黨成員的骨幹主要還是清流派的一些人物，如工部主事沈曾植、翰林張謇、國子監祭酒盛昱、編修王仁堪、黃紹箕、丁立鈞等。此外，禦史高燮曾、安維峻等也靠近帝黨。這些人有的是光緒近臣，有的是翁同龢門生故吏，這些人大多是無權無勇的詞館清顯、台諫要角，隻有翁同龢在政府中權勢還比較大，這就注定他們敵不過後黨。
相比之下，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後黨，陣容則相當強大。內有控製軍機處的慈禧親信徐用儀、孫毓汶以及大多數的六部九卿等；外有封疆大臣中權勢最重、地位最高的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作為支柱，使得眾多文武百官以及京外督撫藩臬，或誘於權勢利祿，或懾於慈禧淫威，大半都投靠於後黨。
帝後兩黨均屬清朝封建統治集團，它們是伴隨慈禧、光緒為爭奪清廷最高統治權而產生和形成的，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是其最初的分野並使矛盾趨於表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