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所處的時代，正是明朝受“南倭”、“北虜”（蒙古）威脅最嚴重的時刻。以戚繼光為傑出代表的抗倭將領，率領軍隊轉戰東南沿海抗倭戰場，終於蕩平了倭寇，轉入和平建設海防的新時期。可是，北部邊疆仍然是刀光劍影，嚴重威脅著明王朝的安全。
這種威脅主要來自蒙古。蒙古族是成吉思汗統一漠北諸部逐步形成的一個民族，是中華民族中的偉大一員。在明朝以前的100多年裏，曾經建立過大一統的元朝，對中國曆史的發展作出過重要的貢獻。朱元璋建立明朝後，迫使蒙古貴族敗退漠北草原。於是，中國北部便出現了明王朝與蒙古貴族之間的長期對峙局麵。
嘉靖年間，由於皇帝昏庸，重用奸臣嚴嵩，致使北方局勢一直沒有穩定下來。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嘉靖皇帝死去，其子朱載土後即位，是為明穆宗。穆宗比較開明，重用精明強幹的徐階、高拱、張居正等有作為的大臣，采取一係列挽救明王朝統治的措施，特別是加強薊州邊防，成為鞏固明朝統治的重大決策。
明朝的北部邊防在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數千裏長城線上，設置九個軍事重鎮，合稱“九邊”。薊州，是明朝“九邊”之一，鎮守地區相當於今河北長城內東至山海關，西至居庸關，以及天津以北的廣大地區，為近畿防衛重鎮，總兵官駐守三屯營（今河北遷西西北）。明廷根據薊州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決定從全國選調名將，前往鎮守。工科右給事中吳時來以薊州多警，建議朝廷調抗倭名將戚繼光、譚綸、俞大猷至薊州，專練北兵，抵抗蒙占精騎。張居正等大臣認為，他們三人都是威震敵膽、戰功卓著的名將，全部調出會削弱南方指揮力量，福建、廣東一些督撫軍務大員也紛紛上書朝廷，建議戚、譚、俞不能同時調走。因此，朝廷決定調譚綸鎮守北邊。
譚綸調到薊州後，發現薊州邊軍素質太差，而北方蒙古精騎的戰鬥力卻很強，明朝要以這支邊軍去打敗蒙古騎兵那是很困難的。譚綸想，要改變邊軍麵貌，非調戚繼光不可。於是譚綸向朝廷奏疏，薦舉戚繼光來薊州訓練邊軍，提高邊軍作戰能力，以對付蒙古騎兵。
隆慶元年（1567年）十月，戚繼光接到了北調薊州訓練邊軍的詔令。他想得很多，在中國曆史上，北方戰事頻繁，英雄輩出，豪傑如雲，自己能夠受到朝廷器重，去北方與千古豪傑爭品色，當然是一生中最大的樂事。自己年輕時雖然五次戍守薊州，對薊州的敵情、我情和天時地利都有所了解，遺憾的是沒能統兵10萬，出塞千裏，打幾場大仗，做一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事業。現在，時機終於到來了。
戚繼光北調的消息傳開後，鎮守廣東的總兵官俞大猷，因不能親自為戚繼光送行，就遣差專程送賀信，勉勵道：“大丈夫在世，要與一代豪傑爭品色，宜在於東南（抗擊倭寇）；要與千古豪傑爭品色，宜在於西北（抵禦韃靼）。”戚繼光手捧賀信，激動不已。
戚繼光告別了與他朝夕相處的抗倭將士和父老鄉親，啟程北上。他的密友汪道昆親自送行，一程又一程。臨別時，握著戚繼光的手，祝賀他在北方幹一番功垂青史、留名後世的偉業。從此，戚繼光的個人曆史揭開了新的一頁，轉入了鎮守北方的戰鬥生涯。
戚繼光滿懷希望來到薊州。他深入邊塞了解邊情，考察邊關形勢。使他感到，北方的情況與南方截然不同。展現在他麵前的將不再是驚濤駭浪、樓船帆影的海上風光，也不再是江河湖汊，道路狹窄的江南水鄉景色，而是黃沙蓋地、荒草雄關的塞外景象。作戰對象、戰區地形和部隊素質完全兩樣。在南方抗擊的是海上入侵的倭寇，而北方是抵禦陸上騷擾的蒙古騎兵，這些遊牧部族，長期生活在漠北草原，擅長騎射，動則數萬、十幾萬，來若風，去若雲，飄忽不定。南方是江河湖汊的水網沼澤地，不利於大兵團作戰；而北方是高山峻嶺、丘陵平原，便於騎兵馳突。南方是經過嚴格訓練、紀律嚴明的抗倭將士，武藝熟練，體質健壯，戰鬥力很高的節製之師；而北方則各鎮號令不一，將領又人各一心，不顧大局，此疆彼界，劃地為防，無法配合。特別是薊州離京師很近，一旦有警，朝議洶洶，處處掣肘，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弄得將領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