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寫《練兵實紀》用時較長，這與他寫《紀效新書》不同。在東南抗倭時，他是個參將，訓練的是幾千兵，且有較長的時間實踐，具備一氣嗬成的條件。而在薊州寫《練兵實紀》，他是統率十幾萬大軍的高級指揮官，運籌戰略，善用將領，是他的戎務重點，加之此書的理論色彩很濃，是戚繼光軍事思想發展至成熟時期的重要標誌，更需要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因此需要通過修邊牆，築敵台，練邊軍，培養將領諸方麵進行檢驗和實踐。戚繼光即使著寫此書用時很長，但他同撰寫其他兵書一樣，都是夜以繼日，分秒必爭。
功夫不負有心人。戚繼光發憤寫兵書，終於名垂千古。
戚繼光著兵書的基本指導思想是求“新”求“實”。他認為，寫書的目的是為了適應部隊訓練和作戰需要，提供新的理論指導，而不是沽名釣譽。因此必須在內容上有新的突破，在理論上樸實無華。用戚繼光自己的話說，就是源於古兵法，而又不拘泥於古兵法，完全是適應作戰訓練需要，從實踐出發，來自實踐，又高於實踐，指導實踐的新兵法。從戚繼光給《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命名即可知其真諦。
戚繼光寫《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從指導思想到內容都是為了新、為了實。但是兩書又有相同點和不同點。相同點都是戚繼光組織練兵育將的真實紀錄，都是為指導練兵而作。因此，練兵的原則是一致的，寫書的目的是一致的。不同點，《紀效新書》是針對倭寇作戰特點和沿海地形條件而作的，內容具有教科書的性質，規定將士應該怎麼做，不應該怎麼做，提倡什麼，反對什麼，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將士舉止有標準。《練兵實紀》是針對蒙古騎兵為作戰對象和塞北地形條件而作的，特別是隨著戚繼光的職務升遷，經曆廣博，思想成熟，具有高深的理論色彩，揭示了戚繼光作為軍事理論家的思想精髓，闡明了建軍、作戰、訓練的原則，把戚繼光的軍事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
《練兵實紀》中《練將》《儲練通論》《將官到任寶鑒》和《登壇口授》等5卷，理論色彩尤濃，軍事價值尤高。戚繼光在《練將》中，對將領如何從政治上、思想上、軍事上和言行上進行自我修養，把自己培養、鍛煉成為一個文武兼備、智勇雙全的合格將領，作了深刻而係統的闡述。
1942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八路軍軍政雜誌為了加強各級軍官的政治修養、思想修養和軍事修養，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念，加速抗日戰爭的勝利進程，特地將戚繼光《練兵實紀》“練將”這一卷和戚繼光其他有關練將的論述輯錄在一起，定名為《戚繼光治兵語錄》，與《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等合編為《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叢書》，在延安出版發行，供我軍軍官學習和參考。可見，戚繼光撰寫的兵書，不僅在當時具有“新”、“實”的指導價值，而且在幾百年後仍不失其指導和參考價值。它進一步證明了戚繼光寫兵書貫徹“求新”、“求實”的思想閃光耀眼。
戚繼光著兵書的最大特點就是不拘形式。他所寫的兵書，內容樸實，通俗易懂，圖文並茂，形象直觀，易記易行。他著寫《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就是不拘形式，一切從實際出發，從效果出發，生動活潑。
一是“問答式”。寫《紀效新書》時，針對很多士兵對練兵的目的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存在模糊認識，用“問答式”的寫作方法，教育士兵明辨是非，棄非圖是。他針對過去訓練的目的是為了給官府看，因此耍花架子，以圖人前美的不實之風，問道：“平時官府麵前所用花槍、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於敵否？”自答道：“開大陣，對大敵，不同於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於堂堂之陣。”用事實教育戰士，打仗不是做遊戲，而是你死我活的拚搏，來不得半點虛假，必須紮紮實實苦練殺敵本領。他針對有的將士對他從嚴、從難訓練提出疑問，自答道：“平日十分武藝，臨陣時若用得五分，即得成功，用得八分，天下無敵。沒有臨陣用盡平日十分本事而能從容活潑者。”因此，平時必須從嚴從難從實戰需要出發，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打起仗來才能“隨意應敵，因敵製勝”。如果平時訓練就馬馬虎虎，打起仗來非吃苦頭不可，非打敗仗不可。他還針對有的士兵認為祖宗練兵之法已200年了，現在用新的訓練方法是否管用的擔心心理，自答道：以往“所學所習通是一個虛套，與臨陣的真法、真令、真營、真藝原無一字相合。臨陣又出一番新法令卻與平時耳目聞見無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現在我要求你們“所學所習的號令營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般，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通過問答形式，講清道理，克服了將士的疑慮心理和習慣勢力，提高了訓練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