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堂所在之大明寺雖然久已傾圮，但有“天下第五泉”之稱的大明泉盛名依舊，品泉，也是文、黃二人此行的目的。向晚的風雨吹過，雷塘兩岸，落花滿地，帶著幾分酒意的文徵明，望著雨中山色，和遠近的嫋嫋炊煙，賦《過揚州登平山堂二首》，紀一時之遊：
“鶯啼三月過維揚，來上平山郭外堂，江左繁華隋柳盡，淮南形盛蜀岡長。百年往事悲陳跡，千裏歸人喜近鄉；滿地落花春醉醒，晚風吹雨過雷塘。”——二首（之一）（注十二）
還家，是一種喜悅、安全和溫暖；但，也帶著一絲寂寞。
溯自弘治四五年間，文林從太仆任內，致仕還吳，曾喜賦《還家十韻》（注十三）
“中外驅馳二十年，暫依桑梓息塵緣。……”那種放下多年重擔，脫出紛擾世事的舒適安全感覺，躍然紙上。
“飯抄雲子長腰米，羹煮銀絲縮項鯿；繞屋溪聲林下樂，滿窗花影日高眠。……”文林以質樸的筆致，抒寫居家的幸福和情趣。
“作計已逃多辱外，收功能及未衰前；隻應今夜西齋夢，不到紅雲北鬥邊。”那時，文徵明隻有二十二三歲，對父親《還家十韻》的最後四句，還無法充分體會；然而，出京以後的他，豈非一直就詠著類似父親詩中的感歎：
“猶勝前時羸馬上，滿頭風雪趨朝歸。”
“隻應免逐雞聲起，無複鳴珂候紫宸。”
“隻應今夜扁舟夢，先繞吳門鬥鴨闌。”
……
臥山六年，文林被召再起為溫州知府，而文徵明的《還家誌喜》七律，卻是他宦途的終結：
“綠樹成陰徑有苔，園盧無恙客歸來；清朝自是容疏懶，明主何嚐棄不才？林壑豈無投老地，煙霞常護讀書台；石湖東畔橫塘路，多少山花待我開。”（注十四）
嘉靖元年，祝枝山致仕之後，足跡較少離開鄉裏，書跡則相對地增加。
嘉靖二年伯虎逝世，和次年三月太傅王鏊回歸道山，對他的心靈，都是一種極大的震撼。前者是其知己好友；後者，非僅是國家的棟梁，更是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座師。
弘治五年，王鏊主試南京，手中拿著一份彌封朱卷，讀了又讀，單從字裏行間；看那文章的才華、氣度和深邃的思想，心中當即了然。
“必祝某也。”王鏊愛不忍釋地對同考官說。秋試榜發，祝枝山果然高中。
“吾不謬知人。”讀著祝枝山謝主司詩，王鏊愈加喜不自勝。
王鏊丁憂居鄉時期，規劃《吳郡誌》的編撰，朱存理、文徵明、祝枝山，同膺重任，後者所分擔的工作尤其繁重。正德改元，王鏊出山拜相之後，重任幾乎完全落在祝枝山肩上。枝山不憚勞頓，處理果斷，但也因此招致許多閑言閑語。王鏊在京中，盡管政務繁忙，對郡誌的編刻，關懷依舊，務求有始有終。因此，屢次劄示知府和枝山，指示編撰付梓事宜，也對枝山所招致的困擾，表示了解與支持。
嘉靖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祝枝山在《祭王文恪公文》（注十五）中，表現得至為哀痛：
“……何不才有如小子，而蒙被乃超於等夷待以國士，要以遠期，所謂春澍膏萌，蕭蘭同德，而焦枯之枿倍榮，秋月之揚彩，遐邇齊昭，而迷塗之夫加賴。……所最痛者，生無所立，以光公之教，又不即能死，以從公之遊；悵進退以無據，徒銜知而弗酬，雖哭毀以絕，亦何補而何贖！……”
王文恪公的墓誌銘，由曾拜南京禮部尚書的無錫邵寶邵二泉先生執筆，祝枝山書。後之論者以為，祝枝山這卷墓誌銘：
“方於晉而不疏，圓於歐而不局，開卷時古雅之氣照人眉睫間，是祝金石中第一。”（注十六）
嘉靖三至五年間，閑居養屙的祝氏，留下的“黃庭經”，至少有兩本。
四年三月，祝枝山齋中暇坐，有人持趙鬆雪所寫《老聃書黃庭經》來訪，祝枝山窗下展讀，心神大快。趕緊把仇英請來臨圖，自己則補書黃庭經。趙與祝的楷書，均得自右軍神髓；款中，一向傲視千古的祝枝山，卻謙虛地表示：
“……愧不能仿佛鬆雪得右軍之筆意也。”（注十七）
另一本黃庭經，書寫過程，則頗為有趣：
五年十月，正是文徵明出京前後，友人魏誠甫遠自昆山來到懷星堂，乞書《黃庭經》。其時，六十七歲的祝枝山久病初起，一千三百餘言的小楷，恐怕不是急切中可以辦得到的。但，不論他如何辯解，訪客卻態度懇切，執意坐等立取。祝枝山無法，隻好封藥執管，休息一陣寫一陣，以半日工夫，把黃庭經臨寫一過：
“……可謂老人多兒態矣，自亦不堪屬目，以徇愛情而已。覽者若以作字視之當大咲，況謂臨帖乎。”（注十八）
後之評者，以為祝枝山抱病所書的這本《黃庭經》：
“……此卷為祝京兆晚年所書，不必點畫惟肖而結構疏密，轉運遒逸，神韻具足，要非得書家三昧者不能；第令右軍複起，且當頷之矣，豈獨追蹤文敏而已哉”（同前注）
也有的評者，認為祝氏此本，於右軍楷法之外，兼運以褚河南《陰符經》正行本，筆意別有一番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