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庚寅吾以降”，係文徵明鈐在書畫上的朱文印章，語出屈原《離騷經》：“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文徵明和唐伯虎同生於成化六年，歲在“庚寅”。“惟庚寅吾以降”，可能刻於嘉靖九年，在文徵明生命裏程上，屬於周甲之慶；遺憾的是同庚至友唐伯虎早歸道山，未能和他一同邁進耳順老境，享含飴弄孫之樂。
不過，這方閑章，竟意想不到的惹出一些笑話：
傳說有位不文的官吏調職蘇州，甫一下馬便到處打聽蘇州書畫家中，以誰為最？有人以“文徵明”對。
文徵明既然高高在上，然則文氏心中是否還有尊崇效法的對象？成了這位上任新官的另一個疑問。當有人告訴他文徵明最敬重的無過於“唐寅”時，乃恍然大悟道：
“怪不得的，文徵明書畫上蓋著‘惟唐寅吾以降’的印章。”原來此公誤把章中的“庚寅”二字，認成“唐寅”，一時聞者，無不為之絕倒。
此外，也有人指問話的並非上任新官，乃是外地縉紳和一位蘇州旅客的對話；類似傳說，不一而足，使文徵明啼笑皆非。
十年五月，王寵辭別停雲館，赴南京國於監後，文徵明的心靈，愈感岑寂，有時與王寵之子，伯虎子婿太學生王陽（龍岡）閑談伯虎的往事。伯虎、都穆雖然均已物故，但言及唐伯虎的含冤受謗，抑鬱而終，一向不論人過的文徵明，心中也不免激動，辭色懼厲地告訴王陽：
“人但知穆為文人，不知媚嫉反覆若此。”（注一）
文徵明因懷念故友所興起的情緒波動，可能和袁袠編輯《唐伯虎集》接近完成，到處搜集伯虎遺作，訪求當日史實，以便付梓作序有關。對唐伯虎了解最深刻的莫如文徵明，對其獎掖，協助不遺餘力的，也無過於文林和文徵明父子，因此，袁袠的編輯任務，請益於文徵明，也就在所難免。憶述往事，固然使他惆悵，但見到英姿煥發的王陽，心中就會感到一絲安慰；王陽與伯虎獨女婚後，已育有一子，這不僅是王氏宗祧所賴，也是唐門骨肉，他不禁為王寵和伯虎兩位生死知交，暗自稱慶。
不過，王寵南京之遊，並未停留太久，依文徵明的說法，他那羸弱的身體，在勉強支持下，總算卒業太學，並參加了嘉靖十年的中秋鄉試；隻是再一次帶著失望和滿身的倦憊，铩羽而歸。自正德五年始，王寵八試八斥；依他身體的狀況，似乎不得不結束三年一度的鎖院生涯。
其年十月六日，文徵明邀王守兄弟及陳淳泛舟太湖，憩息於洞庭西山蔡羽的天桂樓，多少帶有為王寵接風洗塵和安慰其場屋失意的意味。而蔡氏所珍藏的趙孟頫行書《樂誌論》書畫合璧，更予王寵、陳淳兩位處士以極大的啟發。
高平（幹）的《樂誌論》的主張是：“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然名不長存，人生易滅，思卜居清曠，以樂其忘。”（注二）
而這種“卜居清曠”之樂也就是有良田美池、背山臨流、果木豐盛的田園之樂。其目的不外乎風景幽美，可以怡神悅目。有舟車可以代步，有仆婢以供使令，則自己和妻孥都可免於勞苦。珍饈既能養親，酒肴亦足以歡娛佳賓。在精神生活方麵，《樂誌論》以為：
“……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髣髴。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同注二）
趙孟頫筆下的《樂誌論》圖，則以細致的筆法，繁複的風景人物構圖，充分繪寫出隱士高平文中的高蹈境界。蔡羽出示此圖，不知是有意抑無意，卻使王寵和陳淳感到他們的越溪莊、陳湖農舍，以及所過的生活方式，豈不正是古人求之於夢寐的境界？披圖誦文之餘，飽受科名挫折的心靈，不覺為之開闊。文徵明是趙盂頫書畫的崇拜者，見之，如睹至寶，遂提筆跋於卷後：
“……餘生平見魏公片楮，輒欲下拜。此卷精妙絕倫，以己意兼古法，行筆設色，俱非人工可到。昔人評之雲，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裏，信非虛語耳。堪與《江山雪霽》、《寒江獨釣》二卷，鼎足而三……”（同注二）
比之《樂誌論》圖中的景物，乃至王寵的越溪莊、陳淳的陳湖農舍，則停雲館、玉磬山房的狹隘簡陋無異於小巫見大巫，因此，文徵明飽覽趙氏書畫雙璧，神情朗快之餘，更把精神寄托於王獻臣的拙政園上。規劃已久的拙政園圖和詩冊，在腦海中呼之欲出。此外，嘉靖七年冬為王寵畫的《關山積雪圖》，也該加緊潤飾，以慰好友病中寂寞。
從書畫著錄和流傳下來的作品來看，嘉靖“庚寅”歲後，不僅步入花甲之年的文徵明，書畫創作進入新的高峰，精心巨製頻頻完成，其藝業上的夥伴仇英，也靈思湧現，屢有佳跡。
仇英作品，向少年款，往往隻能從其好友名流的題跋中，推測大約的創作年代；這是一種令人無可奈何的曆史迷障。
嘉靖九年（庚寅）四月既望，文徵明以字徑寸許的行草書，寫《桃花源記》，並錄七古、五古各一首。其後為好事者，與仇英《桃源圖》，合裝成卷（注三），使兩位巨匠的詩文書畫互相輝映。仇氏青綠設色的絹本桃源圖，長逾丈六，清溪白鷺，碧草如茵。在淩霄喬鬆和夾岸桃花的掩映下，使人不禁生出世外之想。在泊置的漁舟，釣竿和崇山複嶺的另一麵，平疇茅屋、古柏、桃林……仇英自自然然地把觀者帶進雞犬之聲相聞，村婦攜童、耕牛引犢，男女衣著不同於時的古昔而寧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