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當袁袠倩文徵明補繪《江南春圖》並和詩時，雖不善詠，但卻能深深體會倪雲林詩中三昧的仇英，也同時應邀，以生動而深邃的畫意，來傳達倪雲林的詩情，由之可見，出身寒微的仇氏，經過周臣的教導、唐伯虎和文徵明的提攜，以及不斷努力鑽研畫藝、受千古名跡的涵泳，早非吳下阿蒙；其人品、造詣，以及筆墨間的書卷氣，不但逐漸見重於士林，在藝術國度裏，且可與望重一時的文徵明相頡頏。尤其在老畫師周臣生命之火搖搖欲滅的嘉靖十年左右，仇英已成為周氏僅有的衣缽傳人，愈發增加了其在蘇州畫壇的重要性。如果說白手起家的畫師仇英，心中仍有什麼遺憾的話，則是其孫仇世祥（玉洲），雖然像女兒仇珠一樣能傳家學，但卻是一個聾子。“仇聾子”，反而掩蓋了他的真名，聽在仇英耳中，心中不覺有些悵然。
嘉靖十年，另一件文仇書畫合璧問世。十月八日，也就是文徵明和陳淳、王守兄弟同客蔡羽天桂樓，跋趙孟頫《樂誌論》的後兩日，文徵明完成為仇英所作《孝經圖》十八幅（注四）寫經的工作。仇英這件絹本設色畫，係每章一圖，文徵明則以小楷，書經圖下。仇英款署：“仇英臨李如璋筆。”類此仇畫文書的孝經，十五載後的嘉靖廿五年，也有一卷（注五）。惟據卷後文跋，是卷所臨為宋朝山東畫師王端（子正）手筆。王端以寫真宗禦容名著一時，敕入圖畫院，王端謙讓不受，止乞國子監書各一部。以此可見，仇英、文徵明臨畫書經之餘，對古賢風骨和經文，也含有一種尊崇服膺的意味。
在仇英的《園居圖》後，有王寵一則跋語：
“此二作餘為王敬止先生題其園居詩也，今倩仇實甫畫史繪為小卷；敬止暇中出示命書，漫錄於後。時嘉靖壬辰夏四月六日，雅宜山人王寵識。”（注六）
壬辰，是嘉靖十一年，從王寵園居圖跋，可知是其賦詩在先，仇英補圖於後，王獻臣覽圖欣喜之餘，再請王寵書詩卷尾，成為詩書畫三絕。
這卷頗富田園馨寧的書畫卷，雖然曆經多少人世滄桑，幸而流傳下來，但卻讓人蒙上一層不得其解的迷惑：
《園居圖》和仇英為去世未久的錢元抑（東林）所作的《東林圖》（注七）布局設色極相類似；如謂由東林圖稿稍加裁剪、更動而成並不為過；唯缺乏整幅畫所應有的抑揚頓挫的變化，和那種餘味無窮的韻致。
東林圖並無年款，卷後有唐伯虎和張靈的題詩。由此推測，當作於唐伯虎和張靈在世之日，錢氏以太學生試吏部入格授官（正德十六年）之前，及至元抑致仕返鄉，則唐、張二氏均已回歸道山。
“抑抑威儀武肅支，鄉吾同舉學吾師，百年舊宅黃茅厚，四座諸生絳幙垂。……”元抑為武肅王錢繆之後，弘治十一年和唐伯虎同時中式南京。中進士前，一直隱居漕湖從事絳帳授徒的生涯；伯虎題詩，不僅道出錢元抑的身世、兩人的同年關係，也生動地寫出錢氏的氣度、才德，和他所過的隱者生活。
“……撫膺問學錢君富，屈指庚年愧我同，行展經綸佐天子，鶴鷯何日附冥鴻。”依文徵明撰《明故鴻臚寺寺丞致仕錢君墓誌銘》，元抑卒於嘉靖九年，享年五十有九；由此上溯，應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壬辰。張靈生年，一直缺乏記載，其題東林圖詩中的：“屈指庚年愧我同”，則無意間透露出自己的生年。
從唐、張二氏詩中，既可了解彼此交誼中的一些細枝末節，對錢氏氣度和生活情境的描寫，更與畫意互相吻合。
王寵的園居詩，既見於《雅宜山人集》，也見於其他著錄。其時王獻臣造園已就，遍請藝壇高手，士林名宿繪圖賦詩，裝點盛事，自在意料之中。仇英既然應邀依詩為圖，想必參照園中實景，勾勒粉本；揆之情理，絕不可能以舊稿本裁剪應付。其次，東林錢元抑，隱居漕湖，所謂：“舊宅黃茅厚”，自然園林中的舊宅古院，當別具一種幽深沉鬱的氣氛，和新成於城市中的林園，在境界和氣勢上，應有所差異。仇英《園居圖》，無論比之文徵明嘉靖十二年五月中旬完成的《拙政園圖》三十一景，或曆經無數劫難後，晚清戴熙所描繪的《拙政園全圖》（注八）都難找到與仇英圖景物相類之處。
此外，細審《園居圖》，不僅茅屋之上，有明顯的筆誤，連階除軒室的界畫線條，也多由點線連續而成，既不似東林圖線條勁力之均勻流暢，人物衣紋勾畫，也和仇英其他工筆人物頗異其趣。
仇英生平留給人可資考據與憑吊的線索，已然非常有限，加以種種人為的迷障，其廬山真麵目，也就愈發難以窺見了。
自從文徵明返鄉，為袁鼒六十壽詩畫冊補詩，應邀為袁氏別業“聞德齋”的齋友之後，與袁氏六俊交遊日漸頻繁。蘇州城西，除王寵的越來溪莊之外，袁氏的幾處別業，也成了文徵明經常流連雅集之處。無論架上的詩書和古代名畫，屋外的溪流和桃林，都使他心曠神怡，啟發創作的靈思。另一個微妙的變化，就是他對素所崇拜的趙孟頫，學習效法，也日甚一日，說他是“言必文敏”，似乎並不為過；是否和袁氏豐富的收藏有關？值得玩味。
“竹林深處小亭開，獨鶴徐行啄紫苔；小扇不搖紗帽側，晚涼青鳥忽飛來。”（注九）
嘉靖六年，他返鄉未久。六月的停雲館，花木蓊鬱，清風時來，文徵明倦談伏案小憩。醒來誦趙孟頫這首小詩，感覺那種幽靜閑適的生活，很像自己致仕後的情境。人稱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仔細咀嚼趙孟頫此詩，也可當之無愧。於是搦管就趙氏詩意衍為山水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