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為感念文徵明對他在書法方麵的教導和接引，周天球時常設想，乃師百年之後，必將設像於中堂，以便歲時奉祀。
“己酉除夕”、“庚戌元旦”、“立春”、“十三日飲公瑕家見月”、“上元飲王陽湖（按，王庭號）宅”——對於整個新春的歡愉，師生共飲之樂，文徵明也深感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歲月留痕，他以行草書寫下來，末識：
“新年拙作，書贈克承賢契，徵明”（注八）
上巳之日，文徵明照例與好友門生如徐縉、周天球等遊山玩水，為修禊之事。這使他不免想起上一年受紹興沈知府之托，撰《重脩蘭亭記》的往事。
沈知府為吳江縣人，到任不久，即在紹興西南二十五裏的蘭渚之上，發現晉王羲之所描寫的蘭亭故址。但已是一片荒蕪，比之《蘭亭集序》所述，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蘭亭禊帖已傳遍天下，各種蘭亭拓本，亦成無價之寶，而啟發古人靈思與感慨的勝跡，卻令人不忍卒睹。
感慨不已的沈知府，於政事就緒之後，便著手考據遺址舊觀，以及所謂“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的源頭和水道的流向。於是翦茀決澮，甃以文石，築亭造欄，使“墨池”、“鵝沼”，一一恢複《蘭亭集序》中所形容的氣象。而後沈知府大集賓客，重行脩禊故事，並以專書乞徵明為記；時約嘉靖二十八年暮春前後。
右軍父子法書，是文徵明終身尊崇仿效的對象，除了欣慰蘭亭的恢複舊觀之外，他更以太史的眼光，在記中分析王羲之的器識和東晉的衰亡：
“……其兩諫殷浩北伐，而策其必敗。若會稽王，須根立勢舉，而後可以有謀；不然社稷之憂可立而待。當時君臣謾不知省，而卒皆蹈之，晉之為國迄以不競；迸其所為，豈空言無實者。……”（注九）
對於王羲之僅以清真任率的性情及法書、文章流傳千載，文徵明不禁深為歎息：“……使其得誌，行其所學，而功烈施置，當不在茂弘、安石之下。時不能用，而斂其所為，優遊於山林泉石之間；至於誓墓自絕，嗚呼，豈其本心哉！……”
是日，飽覽山景的文徵明，歸後一方麵想著虎山橋畔的落花滿徑，同行者的言談笑貌，腦中不覺浮起王羲之《蘭亭集序》的字句：
“……古人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嚐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想著自己的年歲、體力，以及困擾年餘的瘡毒；昔時常遊之地，不知可能再往？文徵明感慨之餘，揮筆作絹本“虎山橋紀遊圖卷”，識：
“嘉靖庚戌春暮，偶同默川諸公遊虎山橋。時落花滿徑，歸而圖之，以紀興爾。徵明。”（注十）
同日，興致高昂的文氏，更為同邑畫家謝時臣題仿古山水冊，何良俊在其《四友齋畫論》中，不但批評謝時臣筆墨濁俗，論及杭州三司請其南遊作畫，酬以重金之事，更直斥：“此亦逐臭之夫耳。”
一般的說法，指謝時臣能詩、善畫；山水學沈周。他的設色淺淡，人物點綴也極其瀟灑。尤善於畫水，能作大幅，江潮湖海，俱見其妙，長卷巨幛，揮灑自如；所以連何良俊也不得不稱他“頗有膽氣”。不過，真正與沈周相比，則是豪放有餘，蘊藉不足。另一說法是，謝氏雖屬吳派，卻摻雜著戴進、吳偉等浙派畫風。
謝時臣請題的山水冊，正是何良俊所指應杭州三司之邀，遊浙之後的力作。計仿趙孟頫、戴文進、李唐、馬遠、夏珪等山水畫十二幅，俱為絹本。款書：
“嘉靖十二年謝時臣作於樹勳堂，計十二方。”（注十一）可見其待題已久。時臣畫學沈周，無論私淑，或石田老人在世之日當麵請益，與文徵明均“誼屬同門”。
文徵明搦管沉思：凝視年已六四，滿頭飛霜的謝氏，良久始題：
“謝君思忠示餘所作畫冊，總十有二幅，雜仿諸名家，種種精到，真合作也。思忠往歲客杭州，又嚐東遊天台、雁宕，南曆湖湘，皆天下極勝之處。此畫雖其學力所至，要亦得江山之助也。若餘裹足裏門，名山勝地未有一跡，雖亦強勉塗抹，不過效昔人陳述，愧於思忠多矣。
嘉靖庚戌三月上巳書，徵明，時年八十一。”（同注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