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跋令人費解者，有下列數點：
跋中所表現的語氣神貌，不似文徵明平日為人。所雲“梅韻堂”、“梅韻齋”，其他文獻資料中，也未見提及；識謂“書於玉磬山房”，則“梅韻齋”或為府中的一間書齋。在自家書齋中所展玩的黃庭經，又未書明係訪客所持來的奇珍異寶，何以使文徵明驚詫寶愛，不忍釋手若是？
文徵明《甫田集》中，有《題黃庭不全本》，首段即辨析，王羲之卒後三年，黃庭始出，所謂右軍書黃庭經換鵝之說，根本是後人附會：
“宋諸賢論黃庭眾矣，然但辯其非換鵝物，卒未嚐定為何人書。雖米南宮亦弟雲‘並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黃長秘書，始以逸少卒於升平五年，後三年為興寧二年，黃庭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注八）文徵明以善鑒著名於時，其對曆代書畫名跡，名賢掌故，一向考據精詳。上引《題黃庭不全本》，書於都穆在世之時；文氏自不能根本否定王羲之書《黃庭經》之事於前，再廢寢忘食地揣摩、學習《右軍黃庭經》初刻本於後。
《文徵明年表》及《文徵明書畫簡表》編著人周道振，對文書“醉翁亭記”拓本，也感到了幾點懷疑：
《出師表》與《醉翁亭記》，如為一人同日所書小楷，何以字體不同？此外，款末兩方印章（按，指拓本），也未見文徵明用於別處。
“……吳鼒，明嘉靖間人，徵明書生前勒石出於鼒手者，應皆真跡。此記自雲‘展玩右軍黃庭經初刻至數月’，‘因仿右軍作小楷數百字’，則書體小異，不為無故。但款末兩方印，皆未別見為可疑。”（同注七）
周氏一方麵以這些理由，自釋其心中的疑惑，一方麵也表示對那兩方“並未別見”的印章，無法釋懷。
文彭在一個偶然機會中，過訪無錫華雲書室；時為嘉靖三十年二月，在其父文徵明往訪劍光閣，寫玉蘭花之前。
華雲琳瑯滿目的藏品中，他特別注意到乃弟文嘉曆時十六年，完成於嘉靖二十五年的十幅宜興《二洞紀遊圖冊》。十幅均為水墨山水，各高八寸一分，闊八寸七分，引首篆書《二洞紀遊》，出於周天球手筆。
文嘉在首幅《東渰泛月》畫上題：
“萍逢得故友，水宿感煙波，笛起關山弄，杯停子夜歌。竹深防臥虎，江近有鳴鼉，興劇渾無寐，翻嫌月色多。”（注九）
那的確是一次令文嘉畢生難忘的經驗；嘉靖八年冬天，他與袁袠（永之）有事赴荊谿。歸途適逢華雲攜少子華誠、塾師倪原所乘的船隻駛至，遂方舟同遊善卷和張公二洞。在月光波影搖曳之中，傳來悠揚的笛聲，不遠的江濤，兩岸的深篁，颯颯作響，相互回應。幾分陶然的酒意，驅散了睡意和倦怠，文嘉和袁袠各有所作，華雲亦朗吟《遇文袁二子泛月聞笛》七律一首：
“偶爾方舟弄谿月，忽聞一暗飛聲，嬋娟對影卻自笑，楊柳關愁不可聽。他日看雲望春樹，此時促席盡平生，歡然酌酒陶然醉，隻恐魚龍夢不成。”（同前注）
遊張公洞次日，文嘉為圖，袁袠作記，華雲不但有詩多首，並為《遊宜興二洞詩敘》。文嘉十圖全部點染完成次年，袁袠即歸道山，往時荊谿之歡會，也隻能求之於圖畫和記憶之中。
文彭瀏覽冊中圖畫、詩和敘，感到獨缺袁袠當日的記文和詩作，實為美中之不足。袁氏記文之生動，紀遊詩清新灑脫，當年讀過之後，一徑縈繞在他的腦海之中，因此，他在冊後題識，希望有朝一日，能由袁氏子魯仲補書，以成全璧：
“……庶幾補亡，當疑中郎之尚存也。”文彭無限感歎地寫道。
嘉靖三十年九月，文嘉受陸師道之托，臨沈周《西山有虎圖》（注十）。沈周虎圖，作卷、軸兩本，文嘉所臨乃高四尺三寸八分，闊一尺的立軸，連各題跋也一並臨寫下來。
這圖已經是七十三年前的舊跡，其時文徵明年方九歲，沈周五十二歲，吳寬是時亦居憂在鄉。沈周父親沈恒吉逝世於前此一年，沈周為了尋求葬地前往西山，而虎之暴虐，與地方官之顢頇，乃借著虎圖和歌詠題跋傳之於世。所以陸師道之請托臨寫，非止想為先賢名跡留下一份副本，可能也有借以警世的意味。
“……今年虎多令人憂，遍山搏人茶不收。牆東小女膏血流，村南老翁空髑髏。官司射虎差弓手，日隱山家索雞酒，明朝入城去報官，虎畏相公今避走。……”（注十一）
沈周字句，鏗鏘有聲，仿佛杜甫的《兵車行》和《石壕吏》，寫出民間的疾苦。而他畫筆下的古鬆黃茅中蹲踞的猛虎，反倒成為人間悲劇的一種陪襯。一時名公吳寬、李應禎皆有題，足見此歌此畫所引起的廣泛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