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而，彭年談到陳懷雲對仇英的禮遇：
“……此卷畫於懷雲陳君家，陳君名官，長洲人，與十州善。館之山亭，屢易寒暑，不相促迫，由是獲畫。……”（前已引錄）
事實上，對仇英諸般禮遇，重金求畫的收藏家，除陳官、項元汴、華雲之外，尚有昆山周鳳來（於舜）。
周氏曾倩仇英為其庋藏奇書圖畫古彝的“六觀堂”作圖，亭台屋宇，布置極見精巧。
嘉靖十六年，周鳳來曾聘仇英於其家，以四五年時光，作長逾五丈的《子虛上林圖》，賀周母八十大壽。其後與嘉靖二十二年徵明所書《子虛》、《上林》二賦，合成“文仇雙璧”。據說，周鳳來在仇英作此圖期間，歲致千金，並不時張燈設筵，集女伶歌舞宥酒；其飲饌之豐美，不亞於尚方。
少年時代的仇英，曾作過磁工和建築油漆畫工，受伯虎的賞識，周臣的教導，文徵明父子的援引交遊，收藏家的禮遇，加上本身的才華與勤奮，不但在江南畫壇放出異彩，其女若孫並皆以畫藝成家。
“而今不可複得矣”；彭年跋中，語意雖然有些含混，但卻成為尋求仇英生命蹤跡少有的線索。
仇英年壽之修短，史料和著錄之中言人人殊，難獲定論。有些推論中，仇英的年歲，往往無法涵蓋他早年的創作，如：為朱存理所畫《募驢圖》、表彰顧春妻子貞烈的《刺目圖》與沈周等同賀盛桃渚五十七歲生日的《玩鶴圖》等。
《石渠寶笈》三編冊二頁五五七載《仇英蓬萊仙弈圖》一卷，文徵明於嘉靖三十五年跋於其後：
“十洲仇子，於諸畫家無所不學，亦無所不似。此仙弈圖效趙千裏筆法，尤為逼真，乃未及三十時為吳文定公所作，正其臥王濛於紙上，坐徐偃於筆端時也，觀者可以想見其臨池之勤矣。”
按：文定公吳寬中成化八年狀元，授修撰。釋褐後，客寓北京，僅於成化十二年、弘治八年兩度丁憂還吳。兩次均在三年後服除便回京銷假，起複官職。首次東旋，伯虎、徵明都隻是七歲孩童，遑論仇英。再次，丁繼母憂時，則文、唐二人年已二十六歲。弘治十年三月暮春，沈周拏舟送吳寬於京口，作《送行卷》贈別；此後兩人便未再相見。弘治十七年七月十日，吳寬以古稀之齡客逝金台。
仇英贈畫給吳寬，似乎隻有弘治八至十年春，方得當麵請益。如此際其“年未三十”，則與文唐二人年齡差距，最多不過二三歲。
即使仇英在吳寬北上後才畫《蓬萊仙弈圖》，遙寄京師，也唯有在弘治十至十七這七年中間；假定仇英此際“年未三十”，則與文唐二人年齡差距，可能就會大些——大約小五六歲。
《仇英蓬萊仙弈圖》，雖載於《石渠寶笈》，現今存否不得而知，仇畫文跋的真假難以考據。因此，用以考據仇英生年的證據力，似嫌薄弱，僅能略作參考而已。不過，這樣推測所得的仇英生年，才能涵蓋著錄中乃至現存的許多仇英早期作品。
“見仇畫方是真畫，使吾曹有愧色。”（前已引錄），在諸多讚美仇英繪畫造詣者中，也許文徵明這句話，誠摯而公允，是對辛勤努力一生的仇英，最好的稱頌。
“……餘閱畫家立意，或援古以諷今，或借近以規遠；凡致力精工者，不虛作也。使十州操筆金馬之門，親見百蠻率服，賓貢闕庭，則其所圖又豈止於是耶！”（同注三）彭年在跋仇英《職貢圖卷》時，對仇英因出身與生活環境所限，未能躋身金馬之門，盡展胸中才華，極表惋惜。
吳中後進王穉登，在所著《吳郡丹青誌》，則對仇英褒貶互見：
“仇英，字實父，太倉人，移家郡城。畫師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臨摹，粉圖黃紙，落筆亂真。至於發翠豪金，絲丹縷素，精麗豔逸，無慚古人；稍或改軸翻機，不免畫蛇添足。”（注四）
丹青誌中，列仇英於“能品”。但，他心目中的“神品”，唯沈周一人，附沈周父恒吉、伯父貞吉及沈周老師杜瓊。唐伯虎、文氏父子叔侄，則僅列為“妙品”。其允當性，後之學者，不能無疑。不過王穉登對仇英的評語，影響似乎很大，明末徐沁《明畫錄》，對仇氏的評價，便和王穉登如出一轍。
董其昌則在《畫眼》中，對仇英工筆畫，推崇備至，認為連文徵明的青綠山水人物，也不免稍遜一籌：
“李昭道一派為趙伯駒、伯驌，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非以賞譽增價也。”（注五）
他進一步形容仇英作畫時的專注：
“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闐駢之聲，如隔壁釵釧戒顧；其術亦近苦矣。”（同注五）
董其昌有一種比較固執的看法，他認為畫工筆畫，身為造物所役，容易損壽；因此，他堅信仇英壽促之說：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中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品格雖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注六）
仇英，不但身世、年壽如謎，看來，其藝術之真偽難辨，其畫品也說法不一，似乎難成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