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人日，文徵明和門生多半齊集王廷東園，飲酒賦詩，在江梅的清芬中，聽早鶯的鳴囀。嘉靖三十四年人日，則偕彭年、陸治和二子，同聚張獻翼齋中。鄉試失利，潦倒場屋的陸治，不願長此以往，糜費官廩，連連上書林懋舉知府，自請罷廩生。從此長隱支硎之麓，求天下之奇樹異卉，蒔以為樂。處亂世之時，籍隸福建，南京戶科出身的林懋舉，雖不知兵，卻頗知人；一再在督學禦史前推薦以治易和人品知名江左的陸治。禦史下書慰勞，令知府免除陸治的諸生試，依然致餼如故。
這件事，使陸治益感不安，以此陸治不但少入市塵，索性連畫也少畫，以免惹來無謂的應酬。東園之會，他分到的是“未”字韻，少事沉吟，隨賦五律一首：
“文園試春筵，筱風展和氣，數蓂及芳辰，傳餐奏新味。虛幄倚崇台，晴華動群卉，同襟愜方娛，閑情渺難既，引步曆叢林，繁華已開未？”——乙卯人日侍衡山文太史暨彭孔嘉壽承休承集張幼於齋中分韻得未字（注一）
前文屢次提及，仇英生平如謎，單就其生卒年代，學者便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主要有卒於嘉靖三十一年、三十八年及四十年之說。其中又以卒於三十一年之說，較能為人接受。此說以彭年題仇英《職貢圖卷》為據；彭年不但與仇氏同時同邑，且往來衡門，熟識仇英，其言應該可信。
唯繪畫及各種著錄中，嘉靖三十一年以後的仇作，以及文仇合璧，所在多有。因此使研究者頗感困惑。某些有關明四家的年譜年表中，遇到是類書畫，不是摒除不錄，便是存以發其偽。
陸治曾孫陸敏所輯《陸包山集》附錄陸治交遊中，錄有仇英繪畫款識一則：
“嘉靖壬戌之秋作平夷圖古吳仇英實父”，下有“十洲”朱文印（注二）
“壬戌”為嘉靖四十一年；《陸包山集》附錄，雖僅寥寥數字，但無疑使原已眾說紛紜的仇英卒年論辯，又平添了變數。
筆者所持的態度是，遇有嘉靖三十一年以後的“仇作”，或重要著錄中的“文仇合璧”，依舊加以敘述、引錄，以待更確鑿的仇英卒年證據之出現，以免流於武斷。
不過有些著錄中的“文仇合璧”，出現得過於密集，文徵明在作品中的題跋，既不類其平日的語調，且有的互相矛盾、類似，甚至雷同。因而，即使暫時不提仇英卒於嘉靖三十一年之前的“成見”，仍難以解開疑雲。
以三十四、五年間“文仇合璧”為例：
一、《仇實父大慈勝境圖》；畫中世尊坐在鬆蔭石上說法，諸天王侍立恭聽，須菩提則合掌跪於世尊之前。文徵明在其楷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跋：
“嘉靖乙卯四月廿二日，餘敬掃靜室，神明其慮，茲以高麗箋製絲，研將金汁，焚香書寶經，若對如來。浹旬而功聿成；然髦衰目眵，而幸點畫不贗，稍愜鄙願。敬援實父仇英肅繪大慈勝境，共成連幅，以紀同時弟子誠意。謹識，長洲文徵明，時年八十有六。”（注三）
“乙卯”，即嘉靖三十四年。
二、同年五月初一，文徵明寫《金剛經》。仇英畫著色如來像。文跋則與前錄相類似（見《秘殿珠林》頁九九）。
三、《仇十洲大士像》，款書“弟子吳門仇英摹趙鬆雪先生寫大士像於集慶堂”；文徵明書《妙法蓮花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文。跋：
“嘉靖乙卯七月廿五日之吉，餘特拜請餘姚王文成公家奉趙文敏公金汁繪大士書寶經。依法製絲，敬援實父摹像，得趙儼然。焚香靜室，神明其慮，研金汁，端肅對臨寶經。而幸點畫不贗，稍愜鄙願……”（注四）
四、嘉靖三十五年四月朔，文寫《金剛經》。仇作著設色如來像。跋文則與“一”相近（見《秘殿珠林》頁九九）。
五、同年四月十五日，文書《普門品》經文。仇英繪泥金大士像。文跋類似“三”，但是“餘特拜請餘姚王文成公家奉趙文敏公金汁繪大士書寶經……”卻改為“餘拜請昆山葉文莊公家奉趙文敏公金汁繪大士書寶經……”（注五）
六、同年同日，文書《金剛經》。仇作《大慈境圖》。
七、同年同日，文書《金剛經》。仇作《大慈境圖》。
值得注意的是，“六”、“七”所書經、跋、畫完全相同，唯幅度稍有差異，跋文則與“一”相近。此外，這兩畫著錄，同載於《秘殿珠林》三編頁八七。
前列七件“文仇合璧”之跋，有一個共同特色，即明白表示，文徵明寫經文在先，“援”仇實父繪圖於後；似乎有意強調寫經之時，仇英尚健在人間。
嘉靖三十四年春夏，雖然倭寇、海盜在江浙一帶到處流竄，烽煙不斷，文徵明依然書畫不輟。
二月十五日，燈下行書《琵琶行》，連寫十六頁，自認老眼眵昏，實在不夠精到，跋謂“觀者毋哂”。次日，又為王穀祥行書《水仙花賦》，四年之後的新正，王穀祥為玉田先生摹趙孟堅水仙卷，與乃師《水仙花賦》合裱一卷；唯是時文徵明謝世已近三載，不能相與析賞。
夏日，病中友人次河帶著旨酒佳肴，過訪停雲館。酒後，文徵明賦七律一首，也足見其蟄居的情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