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暑經時閉草堂，故人挈榼漫相將，高軒恰似清風至，雅誼還同夏日長。把酒臨軒疏雨潤，卷簾深院碧桐涼，晚來客散詩成處，一樹蟬聲對夕陽。”（注六）
在綠蔭滿地，陣陣蟬鳴聲中，文徵明體康日有起色。往往手拿著書卷，閱讀吟哦，時而進入迷離的夢境。窗明幾淨的玉蘭堂中，不時吹進一陣涼風，使他遍體舒泰，文徵明欠伸著身子，親自往寶爐中加添沉香末。有時午覺醒來，便與閑客對弈，偶爾傳來幾聲庭燕呢喃或隔林鳥語，恍如置身幽靜的山中；直到書童卷起湘簾，才驚覺到日已西下，梧桐樹梢，透出一勾纖纖的新月。
麵對端溪古硯，拈著新裝的斑管兔毫，文徵明詩思湧現，不知不覺間，寫了《閑興》六首；也是近年少有的現象：
“蒼苔綠樹野人家，手卷爐蕙意自嘉，莫道客來無供設，一杯陽羨雨前茶。”（六首之二）（注七）
文徵明這種寧謐而閑適的夏日生活，直到五月下旬常熟被破，知縣王鈇和居憂在籍的錢泮（鳴教、雲江）雙雙戰歿，才把他自夏日之夢中驚醒。他寫了篇洋洋一千五百餘字的《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誌銘》（注八），描寫錢泮各種愛民利民的政跡，以及丁憂在鄉，並無守土權責的情況下，結合縣令，號召鄉團，禦寇殉國的壯烈。這也是自叔父文森、好友顧璘、袁袠逝後，少有的長篇墓誌。
稍加分析海寇的組成分子，就會發現真正漂洋過海的倭寇，人數極為有限。其中有水賊、海盜和沿海的無業遊民，也有欲歸無門，被裹脅來的閩浙民眾。
檢視近年奉派到東南巡察治寇的督撫和將領，並非沒有具遠見、膽識或驍勇的忠勤之士。但，治倭平寇不難，整肅勾結倭寇和海盜的豪門勢家，才是真正的困難。豪門勢家不乏戚黨或家族為宦京師，互通聲氣，對治倭大員將帥加以攻訐構陷；使其身罹重典者有之，悲憤自盡者亦有之。王忬治倭防海有功，表麵上升任右副都禦史巡撫大同，實際上，也是沿海的豪門勢家作祟，自毀長城。
三十三年二月，王忬之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浙江巡撫。五月，令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江、福建及南畿軍務；而三十三年寇焚金閶門，蘇州城閉，鄉民繞城哀號，即在此青黃不接之際。
三十四年春天，正當張經調兵遣將，準備予海寇以迎頭痛擊的時候，和嚴嵩相表裏的工部侍郎趙文華卻奉旨南下祭海，以求國泰民安；對擾攘多年，民生凋敝的沿海百姓，無異是則諷刺。趙文華為了諂事嚴嵩，與嚴氏結為父子，很快的便由通政使進為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日熾，兵部尚書聶豹無才同時應付南北邊患，趙文華趁機上《禦倭七事》，以博取帝王的信賴。而他的七事之首，便是遣官前往江陰、常熟，拜祭海神。嘉靖皇帝用嚴嵩建議，遣趙文華祭海，並負責督視東南軍事。趙氏南下之後，由於挾嚴嵩之勢，頤指大吏，公私財賂，填塞於途，頗為張經、李天寵等所輕視。趙氏不悅；也因此種下張經、李天寵得禍的根由。
張經發動總攻，是在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之交。先破賊於無錫縣西北，運河濱的石塘灣。繼而三路官軍會師於浙江嘉興縣北的王江涇。這是禦倭以來最大的兩次勝仗；但捷報尚未傳抵北京之前，趙文華劾張經的密疏，卻已呈至嘉靖皇帝的禦案：
“經才足辦賊，特以閩人，避賊讎，故靡餉殃民，畏賊失機。又惑湯克寬言，欲俟倭飽颺以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注九）
其後，趙文華等又劾李天寵“嗜酒廢事”、“失機瀆職”，嚴嵩則左右其間，致於三十四年十月，張、李同日論斬，天下冤之。
就在前述王江涇大捷後不久，海寇援兵湧至，三十餘艘賊船，與盤踞南沙、浪港諸寇會合，猛犯蘇州陸涇壩，直抵蘇州東北角之婁門。又敗南京都督周於德兵，殺鎮撫蘇憲臣。然後，一股北掠滸墅，一股南掠南塘。常熟、江陰和無錫各地，隨即為之震動。常熟知縣王鈇、江西左參政錢泮即死於這次的進犯。其後任環、俞大猷破之於陸涇壩、馬跡山才暫解蘇州和常熟之危。所以年近古稀的畫師謝時臣，在所畫水墨《關山逆旅圖》上題：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夏，昔倭寇犯境，今就殲滅，餘老人，複事筆研，為寫關山逆旅，以消長日。”（注十）
錢泮，和文徵明亡友錢元抑，同為武肅王錢鏐的後裔，登嘉靖十四年進士，出知侯官縣，曆官為江西參政。丁父憂時，年逾耳順的錢泮與知縣王鈇極相友善。王鈇善於騎射，錢泮有兩個蒼頭，也是弓箭好手，因此王、錢二人時常憂國憂時，把酒談兵。想到倭寇屢次劫掠，出沒無常，錢泮對王鈇說：
“寇既得誌，勢必複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耶？”（注十一）
於是商議練兵飭甲，整備戰守之具。剛剛布置就緒，就有倭寇突然兵臨城下，兩人急忙登城，指揮捍禦，弓弩齊發。數年來倭寇所至之處，守城者多半緊閉城門，一弩不發，任令其在城外燒殺虐民，滿載而去；像這樣事先有充分的準備，臨敵則登城拒守，實所少見，所以連忙遁去，暫解常熟之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