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是歌劇的搖籃，優秀的歌劇藝術家總是源源不斷地從這兒湧現出來。在他們的行列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卓阿基諾·羅西尼。
1792年2月29日，羅西尼誕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灣上的一個小鎮彼薩羅。他的父親朱捷普·羅西尼曾是一家屠宰場的檢驗員，後因擁護民主共和政體，在封建政權複辟後被革職。朱捷普的妻子原是劇院裏的歌唱演員，丈夫被解職後，夫妻雙雙成為流浪藝人。
小羅西尼自幼跟隨父母到處漂泊，過著四海為家的巡回演出生活。
1806年，羅西尼考入波倫亞音樂學院學習大提琴演奏。校方很快便發現這位年青的彼薩羅人具備出色的音樂天賦，於是又給他增加了兩門艱深的理論課程——對位與作曲。任課教師馬泰神父無論布置難度多大的作業，羅西尼都能輕而易舉地完成。不僅如此，他的音樂創作顯得毫不費力、多產而神速，這使他常常成為全校師生驚奇的對象和談論的話題。
羅西尼富於生動的音樂情趣，而馬泰神父的教學體係卻極為古板、煩瑣和枯燥，兩者之間必不可免地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年青的彼薩羅人不得不一頭紮進藏書豐富的校圖書館，從前輩大師的著作中汲取營養。
1810年，18歲的羅西尼畢業於波倫亞音樂學院。如同他的父母一樣，他也成為流浪劇團的一員。在劇團裏，他既是演員，又是樂隊指揮，同時還擔任作曲。
為了應付演出的需要，羅西尼在一年之內要寫出五六部歌劇來。由於事務繁多和時間緊迫，他無法對每一部作品、每一個細節都精心構思與仔細推敲，因而在許多地方留下了粗糙和匆忙的痕跡。
當時，有地位的作曲家大都拚命地詆毀羅西尼，因為他們深深感到這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無疑是他們的勁敵。那不勒斯音樂學院院長明令禁止該院學生參閱羅西尼的總譜。一位“名家”甚至指責羅西尼是個“放蕩的音樂家，不懂藝術的規則和缺乏高尚的趣味”。
馬泰神父氣勢洶洶地給他的這位大名鼎鼎的學生寫信罵道：“停止，不要再作曲了！倒黴的你，給我的學校丟了臉。”對此，羅西尼在回信中風趣地答道：“敬愛的老師：請忍耐一下吧！我現在為了糊口，不得不一年寫五六部歌劇，手稿字跡未幹就送給了抄譜員，連看一遍的功夫都沒有，將來等我不再像這樣忙的時候，我再開始寫無愧於您的音樂吧！”
羅西尼並不因這些嚴厲的批評而困惑不安，他十分清楚自己作品中的欠妥之處是由於匆忙與缺乏經驗所致。在自己的總譜上，他親筆用十字叉標出所謂音樂文法上的錯誤，並在旁邊注明：為了滿足學究的要求。
1813年，羅西尼的正歌劇《唐克萊蒂》（Tancredi）獲得了巨大成功。大街小巷，城市鄉村，到處都傳唱著劇中的旋律。法國文學家司湯達寫道：“在意大利有一個人，大家談論他的時候比談拿破侖的時候還要多，這個人不過是一位才20歲的作曲家。”
1815年，應著名的那不勒斯聖·卡羅劇院之聘，羅西尼擔任了該院專職作曲家。流浪生活結束了，職務的薪金是豐厚的，他的地位逐漸穩固起來。
1816年，這位職業作曲家的代表作《塞維利亞的理發師》（TheBarberofSeville）問世。這部作品被譽為意大利喜歌劇中登峰造極之作。
1822年，羅西尼開始出國周遊，兩年的時光，他走遍了歐淵各國。維也納、倫敦、巴黎都爭先恐後地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大大小小的劇院都紛紛上演他的作品。當貝多芬用他的秦鳴曲勉強換得一點報酬，舒伯特在赤貧中掙紮，柏遼茲為維持生計而疲於奔命之際，羅西尼卻獲得了數目令人難以置信的錢財！這極不協調的反差之形成來自一個簡單的緣由——各國皇室對羅西尼與意大利歌劇的恩寵。
從1824年起，羅西尼定居在巴黎。
1829年，他創作了一生中最後一部歌劇《威廉·退爾》（WilliamTell）。
有人說，羅西尼來到人世唯一的意義，就是不斷攀登歌劇藝術的高峰。此話言之有理。
這位年輕有為的作曲家在37歲時已擁有38部歌劇，真可謂碩果累累，前途無量。《威廉·退爾》的問世標誌著歌劇大師已進入爐火純青的鼎盛時期，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年輕力壯、精力旺盛的羅西尼卻猝然止筆，隱退樂壇。他20歲即輕易成名，30歲便風靡整個歐洲大陸，聲名之大，使人們幾乎忘記了貝多芬和舒伯特的存在。他最後一部歌劇正是他生命的中途，此後，他又平安、健康地生活了近40年之久，但已不再是一位作曲家。在歐洲音樂史上，這是一個奇特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