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界人士中，他和周穀城談《離騷》、談李商隱；他請臧克家改詩，討論詩歌的發展方向；他看了袁水拍發表的新詩，立刻寫信表示自己的意見。
在黨內領導幹部中，他評改陳毅的詩作；他稱道董必武的五律和葉劍英的七律寫得好；在報上讀到葉劍英的《七律·遠望》後，當即背誦下來，幾個月後又書寫給自己的孩子們。
在身邊工作人員中，他幾度為胡喬木改詩，更是一段佳話。隻要讀一讀胡喬木晚年在《人比月光更美麗》這部詩集的“後記”，便可體會毛澤東鼓勵後學的殷殷之情了。
胡喬木說：自己的詩詞“是在毛澤東同誌的鼓勵和支持下寫出來，經過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後發表的。我對毛澤東同誌的感激，難以言表。經他改過的句子和單詞，確實像鐵被點化成了金……”
毛澤東生前比較集中地公開發表自己的詩詞，一共有三次。
1957年1月，在《詩刊》的創刊號上麵發表了18首。
1962年5月，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由別人收集的6首。
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詩詞》，共收37首。
為編選《毛主席詩詞》，詩人傾注了大量心血。
正式出版前，他讓人專門印了一個征求意見本，還召開了一個有20多人的高層會議進行討論。與會者有朱德、鄧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揚、田家英、何其芳、馮至、田間、臧克家、袁水拍……
光看這個名單，就知道毛澤東對出版自己的詩作是何等重視。
這本詩集的出版，引出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1964年1月，山東大學《文史哲》雜誌發表了一組“筆談學習毛主席詩詞十首”的文章和附詞。其中有該校中文係教授高亨寫的一首《水調歌頭》。由於該詞對毛澤東的創作概括比較恰當，仿佛毛澤東的自述一般，便很快流傳開來，甚至被一些人誤為毛澤東本人之作。
此事驚動了中央領導層。1966年2月，康生在武漢當麵問毛澤東，以求證實。毛澤東哈哈一笑，說：詞寫得不錯嘛，有氣勢，不知是哪個知識分子寫的。
查實之後，為正視聽，《人民日報》1966年2月18日第六版右上角，用花邊框起重新發表了這首詩，說明為高亨所作。
這是一首怎樣的詞呢？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章雲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隹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
文采風騷，從來靠的是大手筆。
金戈鐵馬，總會唱響起大風歌。
毛澤東，這位承續中國文化根脈的詩人，不再寫古人的懷才不遇，不再寫古人的看破紅塵，不再寫古人寒蟬淒切，不再寫古人的報國無門。
“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
就像詩人自己描述的那樣，他的那些氣貫長虹的詩詞，如同一條五彩繽紛的長長畫廊，把人們，也把毛澤東自己，引向中國革命和建設波瀾壯闊的奇峰異景之中。
這些奇峰異景，也極大地感染了外國人。
在會見外賓的時候，常有人主動談起毛澤東的詩詞。
1960年5月，來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對他說：帝國主義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主席的詩在拉丁美洲流傳很廣，人們非常喜愛，很受歡迎。
毛澤東回答：我沒有準備我的詩在國外得到讚成。我過去的詩是反帝反封建的，全世界現在還是反帝反封建的問題。詩是人民創造的，我們是人民的代言人。
在外國人麵前，毛澤東時常感慨，新中國成立後，自己寫詩太少了。他甚至說，一些政治問題把他的詩意都趕到九霄雲外去了。
詩人似乎格外懷念戰爭年代騎在馬背上哼詩的寫作狀態。
1955年，來訪的法國前總理富爾問起他的詩歌創作，毛澤東回答說：“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確曾經寫詩，那時我過著戎馬生活，騎在馬背上有了時間，就可以思索，推敲詩的押韻。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時我回想起來，還覺得留戀。”
有人說，少年是童話，天真浪漫；青年是詩歌，熱情奔放；中年是小說，豐富動人；老年是散文，含蓄雋永。由此構成了不同色彩依次變幻的人生四季，並進而使人擁有了不同的感受和豐富多彩的情感底色。
對毛澤東來說，充滿詩意地去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似乎是他相當濃重且頗為一貫的情感底色。
毛澤東一向不讚成對他的作品作統一的注解。
1963年《毛主席詩詞》出版後，郭沫若曾經問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詩詞的解釋本？毛澤東回答：沒有必要。唐詩三百首，流傳多少代都沒有統一的解釋，我的詩詞也讓別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釗打算撰寫評論文章，連寫兩封信向毛澤東請教對詩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毛澤東回複：“拙作解釋，不盡相同，兄可以意為之。”
1966年，在胡喬木主持下，一些人編了一本《毛主席詩詞》的注釋本，送到毛澤東那裏，依然被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