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理由是：“詩不宜注，古來注杜詩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然而，對社會上各式各樣的注解，詩人也並非全不在意。他曾經有過一次主動的注釋。
1958年12月，在廣州的小島賓館翻閱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時，毛澤東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我的幾首歪詩，發表以後，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因而寫了下麵的一些字，謝注家，兼謝讀者。”
毛澤東為詩集中的12首作品寫了說明性的批注。
這些注解當時沒有公開，實際上成了詩人對自己的創作心境的“個人回憶”。
1973年7月，在中南海遊泳池那間臥室兼書房裏，毛澤東和來訪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有過一次別有深意的對話——
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1973年7月）
楊振寧：“我讀到主席的《長征》那首詩，很受鼓舞。”
毛澤東：“長征是我們同蔣介石作鬥爭，那首詩是我們長征快結束的時候寫的。”
楊振寧：“毛主席的詩我都念了，起頭不懂，看到注釋後，懂得多一點。”
毛澤東：“有些注釋不大對頭。就像《詩經》，是兩千多年以前的詩歌，後來做注釋，時代已經變了，意義也不一樣。百把年以後，對我們的這些詩都不懂了。”
這是詩人的謝幕詞嗎？或許是的。
這樣的謝幕詞，仿佛有點憂慮。
這種憂慮，不知是屬於詩人的，還是政治家的？
倒是一個外國政治家，覺得自己讀懂了毛澤東詩詞。
兩次和毛澤東見麵都談論過詩詞的法國前總理富爾說——
“詩歌不僅僅是毛澤東生平中的一件軼事，我的確相信它是了解毛澤東的性格的關鍵之一。毛澤東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不一樣，他不是一本書讀到老的人。他在這些簡短詩歌裏表達的思想，不受教條詞藻的束縛。他用簡單的形式，表達深刻而生動的革命題材，是國內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夠理解的……這位革命者帶著人道主義的氣息。單是這點，就足以說明中國共產主義的某些創新。”
1976年，詩人走了。真的謝幕了。
詩人走時，把一個時代帶走了。
他曾經被這個時代喻為心髒和發動機，旗幟和燈塔。
曆史是一位挑剔的批判家，猶如淘沙洗石的江河大浪。
它無情地挑揀著屬於永恒的東西，衝刷著偉人們留在政治和文化沙灘上或淺或深的腳印。
毛澤東經受住了淘洗，從而使他的身影和腳印，在新世紀曙光的映照下，依然是那樣地清晰。
因為，中國曾經由於有了他而改變了自己的形象和命運。今天，他又成為中國一麵映照曆史歲月的鏡子，一座連接過去和現在的渡橋，一種給人們帶來多種啟示的人格象征。
上個世紀30年代，一位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並聽他講述自己生平的西方記者就曾斷言：“毛澤東生平的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麵。”
毛澤東走了，在曆史的橫斷麵上，他留下讀不盡的詩篇。
這樣的詩人或許再也不可能出現了。
恩格斯在談到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的時候，深情地讚美道：“那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麵，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麵的巨人的時代。”
巨人與時代，時代與巨人，總是相互需要，交相輝映。
對巨人來說，他們借以興起的環境，並非他所獨有。
和他們共同享有這一環境的人，豈止成千上萬。
但在一大片池塘之中，隻有一株或那麼幾株青蓮出汙泥而挺立獨秀。
它們所憑借的，除了共有的環境，更有主體上那些恰到好處的要素組合。
毛澤東，在他的時代環境中，便是一個出色地兼具了常人看來難以相容的多重角色的人——
他是學生運動的精英，是工人罷工的領袖，是農民運動的旗手，是富有魅力的宣傳家。
他是運籌帷幄的軍事家，是吐故納新的哲學家，是深謀遠慮的戰略家，是經濟天下的政治家，是別具一格的書法大家，是豪放不羈的浪漫詩人，還是博覽多識的學者。
就像屈原、李白、蘇軾這樣的詩人一樣，毛澤東這樣的詩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可遇而不可求的詩人寫的詩，似乎再也沒有人寫得出來了。
毛澤東的歌唱，成為絕唱。
有的，詩人活著，詩卻死了。
有的，詩人死了，詩卻活著。
歲月推移，沒有磨滅不朽的詩篇。
時光流逝，沒有沉埋詩人的形象。
詩篇注入了心血，自然會生命綿長。
形象經曆了滄桑，更顯得新鮮明亮。
如果讀懂了毛澤東，似乎便讀懂了中國的過去，並加深著對現在和未來的理解。
如果讀懂了毛澤東的詩，似乎便讀懂了這片古老土地上堆積的滄海桑田，和在20世紀中國大舞台上演的悲歡離合。
因為，曆史不會隨風而去，滾滾向前的時代也不會憑空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