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的實際問題，主要是如何用人，如何治人的問題。因此，商鞅對人，對人性自然要作研究，對此，他是下過功夫的，他在一些言論中，談過他的看法。
戰國時期的著名思想家中，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荀子則持“性惡論”，還有一位不太有名的告子，是主張人性無善惡的。商鞅對此不感興趣，他才不願意在這種“論虛”問題上多費腦筋呢。他對人性的看法，隻是局限於人的利益追求和由此引起的衝動。
在他看來，人是很簡單的，人的簡單易知，就在於人的欲望並不複雜。在他看來，民的本性，就是“饑而求食，勞而求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民是好逸而惡勞的，但又是有榮譽感的，他說，“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就是這個意思。又正因為這樣，所以“夫人君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禦民之誌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這一段話中，第一個“人君”有誤，應為“人性”，其意無非是說，人的本性是喜歡爵祿而不喜歡刑罰的，國君就利用這一點，對於民眾，出了力就封爵，立了功就予賞，說到做到，講究信用，這樣，軍隊就可以無敵不可戰勝了。
人民生前怎麼想，臨死前又怎麼考慮，商鞅都好像猜到了，他說：“民之生（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爭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
對於商鞅的這些觀點，簡單的肯定和簡單的否定同樣是很幼稚的，也是沒有意義的。他說人是有榮譽感的，這就多數人來說是不錯的，要不人就沒什麼積極性可言了。榮譽感有各種各樣的，有對家庭、家族、祖先的，有對集體的，有對妻子與兒女的。相樹有皮，人而有禮，可以說人的文化，人的社會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人對其他的人有義務感，有責任心，有在人群中，在社會上立身的自我價值肯定，由此決定，人或多或少都有榮譽感，以及與之相伴的羞恥心。作為社會的教育，則要予此以適當的引導和激勵。
人是否都像商鞅所說的那樣不喜勞苦，向往佚樂，這當然不好絕對地說。你要說是吧，有人就會反駁你，難道勞動人民也都是這樣嗎？這是不那麼好回答的。但是在出現了貧富差別，階級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社會條件下，特別是在尚富嫌貧、重勞心輕勞力的社會觀念之下，一般人是難免有像商鞅所說的那種取向的。幾千年間，在世俗觀念看來，總是富比窮好，勞心比勞力好，輕鬆安逸比艱難勞苦好。
商鞅認為他看透了人的本性了，可以利用人的本性了，所以他在變法當中始終緊緊抓住對人的激勵這根杠杆，在調整社會成員的社會地位和物質利益再分配上下功夫。人不是有榮譽感嗎，那就讓你充分發揮，你好好耕種、殺敵，就給你榮譽，不僅一人光榮，而且全家都共享榮利。既然人們向往過較好的生活，那就讓你通過耕戰等途徑獲得爵位、官職、土地等。總之，商鞅有了一根對人們發出導向指示的指揮棒，他讓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們都按他的指揮選擇著方向，進行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