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法家行政的代表人物。商鞅的新法，也是法家以嚴酷的政治原則行政的標本。明代學者張燧《千百年眼》曾經誇獎他：“（商）鞅一切不顧，真是有豪傑胸膽！”然而，商鞅對於文化的冷漠，也長期受到了曆代文化人的批判。而儒家學者對他的批判，是不可以看作門戶之見而予以輕視的。
東漢史學家班固曾經說，商鞅是用“三術”說服了秦孝公，才取得成功的。又說，商鞅是周王朝末年的一大“凶人”。“凶人”的說法，是有情感色彩的，是有道德傾向的。“三術”的說法，大概比較客觀。那末，什麼是“三術”呢，按照東漢學者應劭的解釋，是“王”、“霸”和“富國強兵”之術。這樣看來，如果說商鞅有理論的話，他的理論，應當是以這種“術”作為結構主體的。而這種“術”，其實隻是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追求短期實效的一些具體政策而已。唐代人顏師古解釋《漢書·武帝紀》的內容的時候，曾經引用了李奇的說法。說商鞅為法，能夠獎賞地位低下的有功的人，懲罰地位高貴的有罪的人，但是缺點是偏於嚴厲苛刻，不注意以寬厚之心讓老百姓得到實際的利益。後來有人還說，秦國在道德方而名聲不好，受到東方人的歧視，甚至有稱秦國為“虎狼之國”的說法，商鞅都是要承擔責任的。
朱熹也曾經批評說，商鞅隻是一心要急切地達到使秦國富強的目標，但是並不在教育和文化上下功夫，是應當受到譴責的。也就是說，商鞅的政策，隻是片麵追求國力的強盛，而放棄了執政者首先應當致力於文化建設的基本責任。
商鞅之政的這個特點，其實，司馬遷在最早為他作傳時已經有“刻薄”、“少恩”的評價了。太史公雖然筆法簡略，可是實際上已經為我們勾勒出了商鞅文化肖像的大致的輪廓。
應當注意到，司馬遷在這兒可不隻是對商鞅個人進行什麼道德品性和文化資質的分析，他實際上是表露了對商鞅改革的社會曆史效應的一種文化感覺。
賈誼有一篇挺著名的政論文字——《陳政事疏》。這篇文章裏麵說商鞅丟掉了禮義的傳統，廢止了仁德的政策，放棄了思想文化方麵的建樹，而專力於軍事政治的進取，竟然導致秦國社會風習頹壞，世情澆薄。家族間的親情紐帶也已經被實際的利益追求刀斬斷了。當時秦國民間風習。據說將耱鋤一類的普通農具借給父親，也會以為施以恩惠而得意洋洋，在母親取用簸箕掃帚一類用物時，竟然可以惡言咒罵。
秦人自商鞅之後，興起了功利第一的時代精神。這雖然確實能夠使得民眾振奮起來，同心協力，致使秦國強盛，又運用兼並之法，完成進取之業，終於滅掉了齊楚燕韓趙魏等六個國家，占有了整個天下，可是在軍事成功的另一麵，我們卻看到秦人已經一步步走向了文化上的天下大敗。
秦國風俗的敗壞，用當時東方人重視傳統道德的眼光來看，據說已經和禽獸沒有什麼差別。《韓非子·和氏》甚至說，早在秦始皇焚書之前，商鞅已經有燒毀詩書的惡劣行為了。也就是說秦始皇時代千古聞名的、極其嚴酷的、遭到世代人嚴厲唾罵的焚書坑儒的做法，已經先自有商鞅開了個壞頭兒。秦始皇的文化專製主義政策，其實在商鞅時代就可以找到先行者了。
商鞅的文化觀，帶有特別濃重的實用主義的色彩。商鞅變法成功了，秦國富強了，“大一統”後來也終於實現了，但是因為文化的缺席，使得這一曆史變化的積極意義大打折扣，社會文明應當取得的進步也沒有到位。
有人曾經說，後來兩千年的專製統治，實際上都是秦政的繼續。商鞅這種極其短視的文化觀，就是因為秦實現統一的政治上的成功，對於後來曆代王朝上層執政者產生了特別顯著的影響。
當然，以“刻薄”、“少恩”作為文化根基而建成的專製主義帝國的強固體製，也長久地成為扼殺和壓抑中國文化之活潑生命力的鐵牢。
作為最著名的改革家，商鞅的文化心理又是充滿著矛盾的。他發起改革，起初卻用非常陳腐的政治學說來試探君王，而引薦他的人，竟然是名聲惡劣的宦官。
商鞅執法過於嚴酷，以致杜甫在他的詩句中有“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的評論（《述古三首》）。
拒絕聽取批評意見，也是商鞅政治風格的特征之一。所以司馬遷說，他最終在秦國惡名傳播，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