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是商鞅變法思想的主要載體，其中著重論述了商鞅一派的變法理論和具體措施，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由於商鞅變法開始於戰國中期，因而《商君書》在戰國後期頗為流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商君書》雖然名為“商君所書”，但是書中一些篇章並非完全出自商君之手，如《更法》、《錯法》、《徠民》等。這些篇章涉及商鞅死後之事，顯然不是商鞅所著，有可能是由其後學完成的。這和《孔子》、《孟子》的成書過程是相似的，那麼書名叫做《商子》也未為不可。此書現存26篇，其中2篇有目無書，已經散佚。
內容提要：此篇記載了秦國實行變法之前革新派與守舊派圍繞該不該變法，為什麼要變法的問題展開的爭論。這是《商君書》中唯一一篇以論辯形式寫成的文章。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商鞅作為法家改革集大成者的雄辯和內心深厚的法學信仰積澱。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秦孝公支持商鞅變法的決心。
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公孫鞅、甘龍、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麵前，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探討整頓法製的根本原則，尋求統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說：“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後不能忘記國家，這是國君應當奉行的原則。實施變法務必顯示出國君的權威，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現在我想要通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改變禮製用來教化百姓，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
公孫鞅說：“我聽過這樣一句話：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麼成就，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國君應當盡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用天下人怎麼議論您。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語說：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後還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測到。百姓，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新，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的成功。郭偃的法書上說：講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事業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法度，是用來愛護百姓的。禮製，是為了方便辦事的。所以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製。”
孝公說：“好！”
甘龍說：“不對，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聖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麼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百姓也安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製，要更改禮製教化百姓，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
公孫鞅說：“您所說的這些話，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局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這兩種人，隻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製的事。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禮製不相同卻都能稱王於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製不同，卻能先後稱霸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製法度，而愚蠢的人隻能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製，而沒有才能的隻能受禮製的束縛。受舊的禮製製約的人，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製的人，不能同他討論變法。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
杜摯說：“臣聽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製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製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
公孫鞅說：“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應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又有什麼禮製可以遵循呢？伏羲、神農教化不施行誅殺，黃帝、堯、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他們各自順應時勢而建立法度，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製定禮製，禮製和法度都要根據時勢來製定，法製、命令都要順應當時的社會事宜，兵器、鎧甲、器具、裝備的製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說：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隻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製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製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孝公說：“好。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學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興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那些拘泥於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
於是，孝公頒布了關於開墾荒地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