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靜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義覺迷錄》一書。全書共四卷，由雍正皇帝欽定編纂，內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諭、審訊詞和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口供兩篇，後附曾靜《歸仁說》一篇，目的是為了“教育”有反清複明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這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與平民囚犯進行大辯論的書，也是史上泄漏宮廷內幕、隱秘最多的一部禦製國書。
《大義覺迷錄》的刊行，緣於湖南的曾靜投書案。
曾靜其人，性迂闊，喜談道學，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書生“革命家”。他生於1679年，卒於1741年，湖南永興鯉魚塘鎮人。幼年喪父，母親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貧寒，他曾醉心於功名但屢試不第，於是斷了科舉入仕之念，在鄉村閉門授徒，經常向學生們散布反清言論。
雍正五年，曾靜在省城讀到了清初傑出思想家、詩人和時政評論家呂留良的文章，對“其中雖有數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間”的詩句，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呂留良有皇帝之才，無皇帝之命。
出於仰慕之情，曾靜派得意門生張熙去浙江拜謁呂留良，但當時呂留良已去世四十餘年了。呂留良的兒子呂毅中交給張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記纂一本，詩集一本，日記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詩稿一束等。不虛此行的張熙把這些著作帶回後，曾靜如獲至寶大喜過望。
靜下心來仔細研究了“革命導師”呂留良的這些文集後，曾靜更加堅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張，他先後寫了《知新錄》、《知幾錄》兩本書。在《知新錄》裏，他大膽放言：“如今八十餘年沒有君，不得不遍曆城中，尋出個聰明睿智人出來做主……”；“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據神器，乾坤翻複”；“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又稱：“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子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所壽。”他還集中列舉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控等，說雍正皇帝是曆史上少見的暴君。
曾靜以“華夷之分”理論入手排滿，並四處宣傳，鼓勵群眾團結起來反抗滿族統治，光複漢業，儼然一位“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啟蒙思想家。
雍正六年，曾靜聽說川陝總督嶽鍾琪兩次要求進京覲見，卻被皇帝拒絕，認為嶽鍾琪是嶽飛的後代，而嶽飛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殺的，所以嶽家與滿族有世仇。曾靜便派學生張熙帶著他的書信到西安去找嶽鍾琪，策動起兵反清。曾靜的書信中對雍正帝極盡責罵之詞；又以嶽飛抗金的事跡激勵為作為嶽飛後裔的嶽鍾琪，勸他掉轉槍頭指向金人的後裔滿洲人，為宋、明二朝複仇。
嶽鍾琪是嶽飛的二十一世孫，出身於武將世家，祖父嶽鎮邦曾任左都督、紹興總兵，嶽鍾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亂時立下戰功而升為四川提督，隨後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軍隨同年羹堯大將軍入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的叛亂，由於戰功卓著，加之年大將軍因為飛揚跋扈被雍正整肅，結果嶽鍾琪接任了年羹堯的川陝總督位置，一時間可謂是聖眷正濃，春風得意。
但是，川陝總督這個位置一向為滿族權貴子弟所壟斷，嶽鍾琪雖說是漢軍八旗出身，但依舊被人嫉妒中傷，一些人躲在暗處給雍正偷打小報告，說嶽鍾琪存有反心。據雍正後來說的，足足有一籮筐之多。這些猜疑和誹謗，並非都是空穴來風。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個叫盧漢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嶽公爺帶川陝兵造反了，西城門外開有黑店，要殺人！”弄得當時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當然，這個盧漢民後來很快被抓住，經嚴格鑒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關部門最後將之從速處死了事。
“盧漢民事件”發生後，嶽鍾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辭職，但雍正對此頗不以為然，他不但沒有責怪嶽鍾琪，反讓嶽鍾琪繼續“鼓勵精神，協讚朕躬，造無窮之福，以遺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