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雲章
應該說，我與高良佐著《孫中山先生傳》有些緣分。45年前，我當了中外知名的孫中山研究專家陳錫祺教授的研究生，陳師要求我多讀書，在給我開的一長串需讀參考書目中，就有這部傳記。我好不容易從中山大學舊書庫中找到了這個孤本，讀後頗有所獲。我向陳師彙報了讀後感，那時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大舉批判資產階級之時，陳師剛經曆過“拔白旗”的批判，但他仍然對我說：“很好！這部書確是寫得較紮實，有特色，值得一讀。”本著這一深刻印象。我於上世紀90年代參與主編《孫中山辭典》（1994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時，就約請存有此書的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的一位先生撰寫此書的介紹條目，列入該辭典的《孫中山研究論著、史料彙編簡介》中。再過10年，同窗老友劉緯武先生轉贈我一本剛翻印出版的此書；不久緯武又介紹我與此書著者的賢嗣高寧人先生見麵。高先生向我介紹了其父長期孜孜於從事國民黨史和孫中山研究的艱苦閱曆。高寧人先生又從上海到廣州，告以此書將再版，望我寫一篇“序”。麵對前輩碩著，豈敢言“序”，但作為與此書長期結緣的熱心讀者，寫點讀後感，卻也情不可卻，義不容辭。
這部孫中山傳記之所以在曆經半個多世紀、孫傳聯翩紛出之後，仍然令人注目，仍須再版以饗讀者，主要是因為它具有至今還值得回味的如下特色。
首先，著者雖非曆史唯物主義者，但也較好地理解到時代潮流、社會環境和偉人言行的互動關係。此書的第一章就明確表述，孫中山之出現是“因為時會之所以轉移，潮流之所激蕩，自然會誕生出一個偉大的人物，來做新時代的開創者”；孫中山之所以適應時代潮流和人群需要，決心改變現狀，改造中國，是“他到處靜默地觀察，便發生了改造中國的宏願，終究因他所處的環境發展了他領袖的精神……他這種救國救民族的誌願，潛伏在他的意識之內，有一種壓力似的逼迫著他不斷地努力，不斷地前進”。而當他成為一位革命開創者之後，又以他的非凡智慧和能力，推動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這種正確的治史觀，貫串於全書之中。基於此，著者沒有囿於黨派之見，談論孫中山言行的上述特點時，毫無忌憚地引述馬克思、列寧的類似情況作比照。
其次，著者本著他自定的治史須“根據事實。加以論述”和“實錄直書”的原則，在撰著此書前，利用其先後師事研究國民黨和孫中山曆史多年並卓有成就的邵元）中、黃季陸先生，以及著者在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長期工作的條件，廣泛地閱讀了有關孫中山的已刊和未刊的史料；對不清楚之處，還請人作了實地調查：對一些問題還做了認真考證。如此辛勤筆耕，曆時20年。其寫作提綱亦廣泛征求同行意見，數易其稿。寫作時，又對所搜集整理的大量史料，結合與孫中山有關的一些人的論述，多加比較研究、核實利用。這就是使得這部傳記與同時期出版的其他孫傳相比較，顯得立論有據，比較紮實，內容也較為豐富。
再次，由於著者對孫中山抱有無限崇敬的心情，而又作了長期研究，因而這本傳記寫得比較係統，其中不少精到論述，特別是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發軔和早期思想的演進，寫得較細致，而且很富感情，基本上勾畫出了孫中山的言行特點和早期形象。而著者的生動、平實的筆調，又增添了此書的可讀性和感染力。
誠然，孫中山研究是不斷深入、發展的。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各類檔案、報刊資料的大量發掘與整理，與孫中山有關的人物、事件的各種結集陸續有出版，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斷推陳出新，因而使孫中山的文集、年譜、傳記、論文以及各種資料結集紛紛問世，有如百花競豔、各極其致，真是日新月異，美不勝收。於此回眸前此有關著作，自必有其時代局限和缺陷。又由於此書是在許多中外重要史料尚未充分發掘的情況下撰寫的，因而對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和人際關係，缺乏更完整、更清晰、更準確的論述，孫中山的形象和內心世界也就展現得不夠完整。此書由於種種具體原因未能將立論的史料標明出處。又使這些立論不夠明白和有力。著者對孫中山景仰之情溢於言表，但孫中山是人而不是神，在那樣錯綜複雜、詭譎多變的情勢下，有其缺點和錯誤自是難免，但此書極少指出，更欠剖析。盡管如此，此書誕生於戰亂年代，能寫得如此有特色，曆久而未衰，迄今在孫中山研究學術史上仍保有一席地位，確是難能可貴。現此書在久已絕版很難找到一閱的情況下將予再版，對讀者自是一件樂見幸事。
2005年6月於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