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傳記，是一個最艱巨的工作。中外各國傳記作品的數量，並不算少，但當得起所謂不朽之作者，能有幾部？這是因為傳記本身格調的關係，限製了許多寫作者的能力發展。劉知幾說：史才須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而寫作傳記，不僅具備這三個條件，還須要處處受到傳記主人翁的束縛。章學誠對傳記寫作，比較說得具體。他說：“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這所謂無定中之一定，就是受傳記主人翁束縛的意思。四五年前，吳爾芙夫人在她《傳記的藝術》一文中，也說：藝術家，不論是詩人、戲劇家、小說家、繪畫家、雕刻家，都有其創造的自由；他不受什麼束縛，也沒有什麼束縛——除了他自己給自己的束縛。傳記家不然。他沒有這自由，他有無數層的束縛，他的情感、想像、思想，隻能在這無數層的束縛之中活動。傳記寫作的不容易成功，這恐怕是主要原因之一。傳記家史屈萊基也有寫一部完美的傳記與遇一個完美的生命同樣難得的感慨。
國父孫中山先生不但是中華民國的開創者，革命的導師，並且在近代世界史上是一位劃時代的偉大人物。他一生事績，包括革命運動的經曆，革命思想的開展和同時代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思潮等的變動，波瀾起伏，事態萬殊。是一個最好的傳記材料，但也是一部最難寫的傳記。我服膺國父主義廿餘年，竊不自揆，打算寫這一部傳記，動機很久了。當國父逝世後一年——民國十五年春天，由同學鍾孟雄君的引導，到寶山洋行去訪謁居覺生先生，因雨被留，在覺生先生的藏書樓中，看到許多革命事跡的照片和書報，窮一夜之力，盡量翻閱，不覺引起了搜集國父傳記資料的興趣。十七年在廣州，先師邵翼如先生手訂孫中山先生傳目錄大綱，命我著手編寫，但當時材料十分缺乏，隻寫了十分之一，又因他事所阻，從此擱置，原稿也即廢棄。十八年在上海，襄助翼如先生（即邵元衝）編印《建國周刊》，以發揚革命曆史為該刊主要任務之一，因此竭力搜集材料。翼如先生以所藏各種珍貴史料，都給我利用，按期發表。同時又常到徐家彙天主堂圖書館，瀏覽各種已經絕版的革命書報，對於傳記的寫作，因此更感興趣，但始終不敢動手。十九年春天，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國民黨黨史資料編纂機構）成立，我就參加工作，從此更加深了我對於革命史料研究的興趣；同時也更感到寫作國父傳記的種種困難。因為我那時襄助編輯國父年譜，及補編國父全書，對於材料的搜集，雖然比較便利，但愈搜求而愈感材料利用得不夠。劉知幾說得好：“學者欲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禮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所能自致於此乎？”我們寫國父傳記，就不能專宥於局部的材料，必須廣及同時代其他有關材料，才能獲得一個完整的概念。但是材料搜集得多了，還須加以審慎地去取，嚴密地鑒別，即所謂“學者博聞，貴在擇之而已”。因此，我從二十一年起，曾經費了相當長的時間，從事史料的考訂工作，寫過許多有關革命史中重要事實的考訂文章，在《建國月刊》上發表，如國父先世世係，興中會創立地點和時間問題等，都曾加以討論。我當初的計劃，是想對於每個革命史中的重要問題和史實，加以徹底了解，然後才可以用融會貫通的方法，寫成一部比較生動的紀傳。但深感自己學力才識不夠。因此雖然抱了這種熱情，始終不敢下手。直到二十四年，才開始試寫，每當一章寫成以後，自己看看，終不滿意，雖是不斷地往下寫去，卻從不輕意示人。二十五年，曾以已近之稿，請示翼如先生，不幸是年先生在陝殉國，原稿尚留置在他的書房內，未加手定，從此失掉了一位指正的先進，我也興趣索然，不想繼續寫下去了。
抗戰以後，我把這部稿子，在雜亂生活中，帶到後方，但為恐敵機炸毀，常常保藏在鄉間，同時工作環境的變遷，更無法繼續寫作。許多師友每以此督責，使我感到萬分惶悚。尤以吾師黃季陸先生之督責最嚴，到最近又得黃大白、繆振鵬兩兄之助力，才能續成付印。這一本幾經醞釀，曆時甚久的稿子，現在雖然才能問世，我反而因此惴惴不安。因為國父的偉大事跡，在我這平庸的筆底下，隻是一堆沒有消化、沒有結構的材料而已。
這部傳記的體裁，在此不能不作簡單的說明：當我動手時，首先抱定了實錄直書的態度，因此有許多在革命進行中誤事敗事的黨人，並不掩飾；當時很努力而現在變節的人，還是根據事實，加以記敘。曆次革命運動，此興彼仆，都有脈絡可尋，因此特別注重整體性連續性的描寫，而尤於國父策動領導的關係，處處關照，以明賓主。我並不忽略國父生活動態及實際行動的描寫，我更企圖在這實際行動背後所隱藏的革命動力，加以透視。為要了解國父思想的演進，人格的成長，內心的變化，常常不惜篇幅來引用國父自己的話，更用各種其他事實加以旁證，有時，意境飄逸，恍惚身臨其境，我曾流過熱淚，也曾歡欣而笑。有時，我也曾以旁觀者的態度，來觀察衡量當時事實的經過。雖然由於材料的缺乏和自己能力的限製，不能暢所欲言，但我卻企圖使這部傳記，能夠成為國父生活之體係化。全書因寫作時環境一再變動的關係，許多引用的材料，大都未加標注；現在大部分的材料，且多散佚，更難查明記注，這是很大的缺憾。但全書所記一事一言，都是有根據的。現在據記憶所及，曾經參考的重要材料，尚可舉出的：關於國父遠祖遷徙的地點和家世的源流，我過去雖曾做過許多考據的工作，但現在完全接受羅香林先生的意見。國父故鄉的一切情形，我在中央黨史會時，曾請鍾公任先生加以實地調查，而王玉斧先生的再度調查，更給我不少材料。現在玉斧先生已歸道山，這些資料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紀念。關於國父在檀香山的求學情形，大體是根據美人利斯特力區（H。E。Restarich）的《孫逸仙傳》，因為他曾在檀島教書，關於意奧蘭尼學校的情形，再沒有比他更詳盡的記載了。倫敦蒙難的事實，一方麵根據國父原著的英文本，對現行的譯本，有相當校正；一方麵又根據羅誌希先生的考訂及其所附偵探社的報告原文。興中會方麵的事實，主要的參考材料是陳少白先生的《興中會革命史要》。少白先生此書，作於民國十八年他南下參加國父奉安的時候，當時係應翼如先生的邀請，替我們《建國月刊》社同人講述的。至於美人林白克先生的《孫逸仙傳》，英人康德黎先生的《孫逸仙與新中國》，及日人宮崎的《三十三年落花夢》、《孫逸仙傳》，田野橋次郎的《中國革命史》等，都是重要參考材料。民國二十年平岡小太郎也曾從青島寄來一篇回憶，我請程萬裏先生加以選譯，現在程先生也已作古，不勝人琴之痛。興中會及同盟會時代關於南洋及美洲華僑參加革命的許多寶貴材料，應該感謝的一位是張永福先生，他給了我一本《南洋與創立民國》，一位梅喬林先生，承借印刷精美的《檀山華僑》，以作參考，同時又替《建國月刊》寫了許多文章，都是不可多得的資料。黃警相先生的《南洋霹靂華僑革命史跡》，也是一本好書。而胡展堂先生十九年在新亞細亞學會演講《南洋與中國革命》的時候，更對我有很多的啟發。在此時代的革命書報，如《民報》、《複報》等，都曾加以瀏覽，先烈的著作，如宋漁父的《我之曆史》，陳天華的《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等，都是最好的直接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