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君權與民權之轉捩，其樞機所在，為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草創，資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務相維，兵權漲一度，則民權亦漲一度，逮平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定此關係，厥為約法。革命之始，必立軍政府，此軍政府既有兵事專權，複秉政權。譬如既定一縣，則軍政府與人民相約，凡軍政府對於人民權利義務，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其犖犖大者，悉規定之軍政府發命令，組織地方行政官廳，遣吏治之；而人民組織地方議會，其議會非遽若今共和國之議會也，第監視軍政府之果循約法與否，是其重職。他日既定乙縣，則甲縣與之相聯而共守約法，複定丙縣，則甲乙縣又與丙縣相連而共守約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國民而背約法，則軍政府可以強製；使軍政府而背約法，則所得之地，鹹相聯合議員當履行之義務，而不認軍政府所有之權利。如是則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強，雖至愚者，不內自戕也。洎乎功成，則十八省之議會，盾乎其後，軍政府即欲專擅，其道無繇。而發難以來，國民瘁力於地方自治，其繕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國民之資格。一旦根本約法以為憲法，民權立憲政體有盤石之安，無飄搖之虞矣。”
這就是說由民族革命到民權革命的過程，是以約法做過渡的，所以民主政體的建立，不在人民政治的實際能力，隻要把民權隨著軍事的力量一麵逐漸推廣，一麵切實訓練，等到全國軍事底定了，約法也普遍了，就可以由約法而變為憲法，就是民權政治的實現。這是孫先生實際的革命方略，比較以前所講過的更切實而有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說這固然是很好的規則，但首難革命的人，是否有這樣優美高尚的人格，汲汲於民事呢？這是一個疑問。假如有這樣人格的人了，但隻有約法，也是靠不住的；並且附從革命的，是否個個都有這樣優美高尚的人格，其他的革命軍，能否服從這個宗旨，人民能否相安無事？這都是表現了保皇黨的短視和怕事的態度。《民報》也有一篇很長的駁斥文章，最扼要的一句話，就是：“欲決革命之成功與否，當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之昌明與否。”這是確實的，孫先生對於革命的前提，是在適應大多數人民的需要，所以約法是建立在大多數人民的共同心理，而轉以強製大多數人民的行動，絕不是空洞的理想。此外，梁啟超又造了一個謠言，說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實行的時候，必須殺四萬萬人的半數，對於平均地權的理論，也盡量地攻擊，《民報》和《新民叢報》幾乎每期都有相互辯論的文章，這是革命史上關於革命理論的大規模論戰的時期。
孫先生諸事略略辦妥了，又準備離開日本先到南洋，再到歐洲。這一次跟孫先生同行的，有謝良牧、胡毅生等。經過上海吳淞時，安南總督韜美知道了孫先生的行蹤，就派了布加卑到船上來訪問；這是前年在巴黎交涉的結果；布加卑是直接奉了法政府陸軍部命令的，但他和孫先生第一次見麵，韜美在法國時，曾和孫先生約定，把他的名片，一分為二，一半留在孫先生那邊，一半就留給將來被介紹的人，以便見麵時，拿出來對照，這次布加卑就拿了韜美名片的另一邊而來的，因此一見就很融洽。但匆促間沒有談什麼，孫先生約下次從歐洲回到香港時再見，於是握手而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