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窗外下著鵝毛大雪，我像往常一樣，早早就來到了單位。剛一進辦公室，電話就響了，我心裏埋怨：這是誰呀，怎麼比我還早？我很不情願地拿起聽筒，於是一個急促的聲音傳了過來，憑感覺是來自遠方，低頭瞧了一眼來電顯示，原來是北京的號碼。我剛想問對方姓甚名誰，就聽電話那頭傳來一陣咯咯的笑聲：“喂，朋友，想不起來了嗎，我是伊犁的哈斯木呀？！”我就臉一紅，覺得很對不住朋友，聲音也有些不自然了。
對於哈斯木這個名字，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熟知。那時我還在山東曲阜上大學，因為酷愛寫作，對已在文壇享有盛譽的哈斯木尤為崇拜，因而冒昧去信討教。不曾想很快收到他的回信，言辭諄諄，情意切切，讓我受益匪淺。到後來真正見到他時，他已調至北京。記得那次參加煙台筆會後借道北京，在他家吃了一頓久違的新疆揪片子，後來每每憶及此事，口中依舊留有餘香。
後來娶妻生子，疲於生計，早年的文學夢也已被工作所取代。我逐漸和哈斯木失去聯係，隻是偶爾在媒體上看到他的介紹，喟歎之餘也想重操舊業，可隨後一忙也就擱置腦後了。
哈斯木告訴我，他的父親臥床不起，中醫西醫都瞧了，仍不見好轉。有人推介了新藥，說是療效不錯，建議讓他父親試試，或許會有起色。“拜托了，朋友！我父親正等著藥呢！”哈斯木說。我這才得知，他是通過航班乘務人員，將藥帶到烏魯木齊機場，再讓我轉給另一個朋友，由這個朋友最後負責送回伊犁。我自然滿口應允。“什麼時候的飛機，和誰聯係？”我問。“我隨後再打電話！”哈斯木回答。
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才得到確認。原來事情還比較複雜。藥是在四川托人買的，要通過熟人先帶到北京，再趕著點送到飛往烏魯木齊的航班，輾轉再三，煞費苦心。我就從內心肅然起敬，對哈斯木佩服得五體投地。
飛機第二天晚上才到，但考慮到天寒路滑，我還是請司機早早發動好汽車，提前半個小時上路。正是一年當中最冷的三九天氣，雪後的大街上行人很少，因為冰雪清除得不太幹淨，路麵像是光潔的鏡子，車輛都保持著車距，緩緩而行。到達機場時，天已完全黑下來。因為事先哈斯木說等飛機在北京起飛，他才可以告訴我航班號，我們就看著從其他航班上下來的乘客，提著大包小包蜂擁而至，皆是一片到家了的喜悅情懷，就在心裏說：在家千日好，出門處處難啊！
就在這時，我的手機響了，我自然鬆了一口氣。還真是哈斯木的電話，不過情況已發生變化。“實在抱歉！實在抱歉！”哈斯木一聽到我的聲音，就連連表示歉意。“真是計劃不如變化，讓你受累了。四川方麵由於霧大，飛機不能按時起飛，等到了北京，原先那架航班已經錯過，隻好讓你明天再辛苦一趟！”臨別時，他還一再說不好意思。
第二天我依舊提前趕到機場。還好，航班準時到達。很快就有人撥通了我的手機，一聽是個女人的聲音，甜甜的、柔柔的，像是一股和煦的春風，讓人的心裏暖洋洋的。“喂，請問您是哈斯木的朋友嗎？我是航班乘務員，您已經來接藥了吧？”我急忙說：“是，是，我正在候機大廳等候！”隨後就像演戲似的，告訴她我的體貌特征，和不時舉起的戴著手套的左手。正說著話，就看見著一身藏藍色工裝的女乘務員，一邊接聽著電話，一邊微笑著朝我走來，我心裏的石頭才算是落了地。
從乘務員手中接過藥，任務才完成了一半。接下來將藥轉交給誰，是我急需要知道的，於是將電話再次打到北京，在告訴哈斯木藥已順利接到的同時，向他索要下一個接頭人的聯係方式。“謝謝朋友，我也正在聯係，估計在你進入市區之前，就會有人與你聯係。”他說。
還正如哈斯木所說，不一會兒手機又響了。不過不是那個接頭人，而是哈斯木遠在伊犁的弟弟打來的。“大哥您好，讓您受累了。接藥的人我聯係好了，是我的一個朋友，就住在烏魯木齊，正好他們單位有人明天來伊犁，這是他的手機號，還得讓您辛苦一下……”“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既然都是朋友，就是尕尕的事情，沒有麻達！”見哈斯木的弟弟客氣得不行，我就用新疆人最簡單，也是最直接的表達方式，和他開起了玩笑。於是，電話那頭馬上傳來會心的笑聲。
哈斯木弟弟的那個朋友，我很快就聯係上了，但找其住處卻是幾經周折，所以，最後將藥交給他返回家時，夜已很深，家人都睡了。我就想，哈斯木帶給父親的藥，還真是富有一段離奇色彩。輾轉大半個中國不說，又像是傳接力棒一樣，雖幾易其手，卻是環環相扣，銜接緊密。藥本身以外的價值，就顯得彌足珍貴了。
難得朋友一片孝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