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後的生活是平靜快樂的。我們在蘇州安下了一個簡樸卻溫暖的小家。蘇州有一個由京戲票友發起的“雁聲社”，十幾個同道，常常聚在一起，在園林中，又拉又唱。他很快就加入了進去，我有時也和他一起去湊熱鬧，在山石泉林中，聽他唱戲是我最快活的事。我們本來想將我母親接來同住，可是她不肯，她說她要為我們守護老宅：她認定了我終究是要回到西湖的。一晃就是三年。三年來她常常寫信告訴我關於老家、關於老宅的點點滴滴。她信中也提到我的樹，說，自從我離家後，一連三年，那樹都沒有再開過花！母親說，“沒想到它倒還是知恩知義的。”沒有了梅花清香的院子讓我想起來就傷感，我很想家。
三年，又三年，日月如風。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我們也都成了新時代的人。五十年代初期，由於院係調整我們竟又如願以償地回到了杭州故裏。這是讓母親晚年最高興的事。她還在我們的老宅裏住著，一直陪伴她的老幹娘去世了，三間屋子隻剩下了兩間。我們夫婦自然住在學校分配的宿舍中，每逢星期天，我都要進城去，看母親，看老宅，也看看我的樹。
它一直沒再開花，三年，又三年，它老了，沉默了，似乎了無生趣，我的歸來也沒能喚起它生命的活力。說實話，我並不是能經常想到它，與一棵樹相比，還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占據著我的人生。生活改變了太多太多，它遠比從前要激揚、熱情、宏大和酷烈。後來母親去世了，埋葬了母親，我用一把老式的黃銅鎖鎖住了我們的老屋，鎖住了我不忍再去觸動的舊日的一切。我也不再回我們的舊院，這樣，差不多有兩三年時間，我再也沒有見到過我的梅樹。
於是，就到了那個春天，這是一個要發生大事的春天，到處都在“鳴放”，人們激情澎湃。我是一個對時事不敏感的人，隻是無端地不安。有一天，幾個虛懷若穀的人用汽車把我們拉到了一個“鳴放”的小會場，大家像一家人一樣團團圍坐，促膝談心。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事後人們告訴我那叫“引蛇出洞”，人們用這種方式將隱身在人群中的異類引誘出來，就像捕蛇人用竹笛引誘蛇群上當一般。我說了些什麼，連我自己事後也不大想得清楚，也許我抱怨了，抱怨可供我們研究參考的典籍太少，抱怨這學校圖書館的匱乏，等等。這樣，差不多過了半個月，夏日一個特別明麗的早晨，我走進校園，看見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凡是有我名字的地方，都極其醒目地打了紅叉。大喇叭裏也在聲討著我的罪行，聽得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們正在聲討的那個人是誰。
六十歲以上的人對那個年代發生過的事應該都不陌生，不錯，這算不得一件新鮮事。我經曆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批判會，這讓我憤懣、屈辱。我把我的屈辱和憤懣講給了這世上我唯一的親人聽。我們相擁著，大難臨頭，徹夜難眠。他用他的手長久地摩挲我的臉，他一臉的淚水，把我的臉也濡濕了。我用手輕輕為他拭淚，他緊緊緊緊摟住我，哽咽著，說道：
“這人世好無情啊！讓我們怎麼做才能活下去？”
連續兩晚他都失眠了。
兩天後，他們又把我帶到了一個更大的會場，我已經有些習慣這場麵了，見慣不怪。可我不知道他們為我準備了什麼。一個一個人走上台，又一個一個人走下場，最後上來一個人，再熟不過的一個人，儒雅、謙和，十幾年過去仍然稱得上風流俊美的一個舞台上的小生，在梅樹下吊嗓子，一開口，唱的就是《雷峰塔》中的許仙。這“許仙”走上台，對著黑壓壓的人群大聲地、憤慨地說道：
“我要揭發！我要控訴——”
他把我們夜深人靜時的私語，一五一十，全說出來了，他把我的憤懣、屈辱和不滿，一條兩條，全講出來了。說到激昂處，他不知不覺使用了小生的陰陽嗓，刹那間我以為他是在做戲。那俊美的扮相，風流的身段，高亢悠揚穿雲裂石的聲腔，那在人與妖之間萬難抉擇的千古悲情，引我到戲中，淚水漣漣，做了一個戲中人。春陽下，我鼓足勇氣舉著一枝梅花，向他示好。忽然我聽見他講起了舊事，他說，“怪不得要‘引蛇出洞’呢，大家看一看，眼前真就引出一條真正的化身成美女的毒蛇！”於是，他抑揚頓挫聲情並茂地講起了我出生的故事，講起了“雷峰倒，白蛇出”的典故和預言，他義正詞嚴地質問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