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魏王朝自拓跋建國後，傳宗接代，接力棒交到了第六個皇帝的手上，他就是拓跋宏，即魏孝文帝。
魏孝文帝拓跋宏是魏獻文帝拓跋弘的長子，獻文帝皇興元年（467年）八月生於平城（今山西大同）。皇興三年（469年）六月拓跋宏被立為皇太子，延興元年（471年）八月又登基即位，是為魏孝文帝。拓跋弘、拓跋宏父子，大概算得上一代不如一代的基因遺傳的畸胎了：
拓跋弘當上獻文帝是在十二歲的少年時代，而拓跋宏坐上皇位那年的年齡還不到其父的一半——五歲！於是中國王朝又產下了一個少年天子，曆史上就又多了一個新生畸胎兒。
在父位子繼的封建王朝，畸胎兒的產生不足為怪，其中有些是自然造成的，而有些則是因為政治需要而人為製造的。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榮病死，繼位的恭帝僅七歲，這個自然產生的畸胎兒，給掌握軍權的趙匡胤篡權建宋提供了千載一遇的機會；清世祖順治帝病死後，其八歲的皇三子愛新覺羅·玄燁即位，年號為康熙。而被陸秀夫背負投海的八歲小皇帝趙昊以及由慈禧聖諭繼承皇位的兩個幼兒——四歲的載、三歲的溥儀，則堪稱人為製造的畸胎兒的典型。
畸胎兒的拓跋弘是真正的“畸”，剛到十八歲時就自願退休了，公開的說辭是獻文帝信佛甚篤，心不在“政”，最後超脫物外，決定頤神養性去了。魯迅說：“人倘能夠‘超脫象外’，看看報章，倒也是一種清福。”不過對於古今帝王來說，要具有這種心態幾乎是不可能的。乾隆皇帝甚至在坐了六十年帝位，到了八十五歲高齡時還不甘寂寞，不願享清福。獻文帝之所以舍位事佛，據說與其母馮太後的逼宮不無關係，年輕輕的十八歲就做了“太上皇”，就算倒個個兒（八十一歲）也還不及乾隆皇帝當太上皇的年歲（八十五歲）。五年後，又傳出獻文帝“暴死”的消息，死時也隻有二十三歲。
北方少數民族的文明程度畢竟低於漢族，當時拓跋家還延續著“立其子殺其母”的規矩，孝文帝的生母李夫人早就被賜死了。孝文帝自幼就由權癮頗大、能力也不容小覷的祖母馮太後躬親撫養，麵南而帝的小兒連生活自理尚有難處，使馮太後可以無所顧忌地以太皇太後的身份臨朝稱製。
一個相對落後的民族要統治比它先進得多的民族，也著實難為了北魏統治者。鮮卑族拓跋部在進入黃河流域、統一北方以後，在生產、生活和作戰方式上承襲著一直沿用下來的遊牧生活的惡習陋俗，遊手好閑的沉屙宿疾。鮮卑人成了統治階層以後，既不畜牧也不耕作，大多都養成了好吃懶做的習慣，不僅貴族人家，就連平民甚至一些奴仆也差不多全是浮食之人。他們背靠大樹，把北方廣大漢族地區當成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衣食父母。為了掠奪奴隸、牲畜和財物，鮮卑族統治者經常發動戰爭，他們對各族人民的統治十分殘暴，除苛捐雜稅和繁重的徭役外，還強迫各族人民當步兵，在打仗時衝在前麵，鮮卑族騎兵在後麵督陣，稍有遲緩和怠慢，就會被後麵的騎兵踏死。這種種苛政暴行，激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斷反抗，僅在北魏建國後的百年間，起義和暴動就達七八十次之多。
不僅如此，年輕的孝文帝還麵臨吏治敗壞、賦稅混亂、政府財政困難、來自北方草原的柔然的威脅等一連串麻煩，北魏政權實際上已經成了風雨飄搖中的危樓，長此下去，鮮卑人必將被中原文明所摒棄。
於是，在統治集團內部一些有為、有誌的官員中，產生了進行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要求，作為這一股勢力代表的孝文帝，決心以漢族地主階級的統治經驗來改變野蠻落後的統治方式。
在馮太後的輔佐下，逐漸長大成人的孝文帝頒行了俸祿製、均田製、三長製和其他一些製度：北魏太和八年（484年）頒布俸祿製，規定官吏俸祿由政府統一籌集、分發，官吏不得以自籌俸祿為名任意敲詐百姓；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又頒行均田令，“均給天下民田”，均田農民向政府交納租調等，以利於開墾荒地，發展生產，征收賦役和征發徭役。還以五家一鄰設鄰長、五鄰一裏設裏長、五裏一黨設黨長的“三長製”取代宗主督護製，推行對官吏三年一考、經三考、“升賢明有績者，退庸劣無功者”的吏治。
改革的揚帆啟程固然不易，而改革的乘風破浪則更充滿風險，不啻是一次政治苦旅，政治險旅。盡管北魏的改革是按自上而下的命令實踐的，然而孝文帝所推行的俸祿製、均田製、三長製，卻因受到鮮卑貴族中保守勢力的抵製和反對，幾年中並無取得太大的收效。太和十四年（490年）太皇太後馮氏駕崩，孝文帝開始親政。孝文帝認識到，眼前一團亂麻的線頭就是那一群隻知守舊和享樂的鮮卑貴族。長期生活在偏僻、落後的鮮卑老窩平城，貴族和官員們耳濡目染的除了遊牧陋習就是鮮卑舊俗，他們安於現狀，麻木不仁，不僅鉗製著改革的進展，而且也不利於鮮卑人對廣大國土的統治。平城，在這座保持著“牆的傳統”的古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