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評說三百年趙宋王朝的功過得失，當然不是我這樣的門外漢之事。但是因為欲寫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就不能不與他所開創的王業發生聯係，甚至也不能不對他子孫的所作所為品頭論足了。
趙宋王朝三百年，稱得上中國曆史上的一個泱泱大朝。但這個王朝並不是在整整三百年間都保持著一統的局麵，實際上一統江山的時日隻有一半，也就是從960年至1127年的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時期。雖有咬文嚼字、吹毛求疵的專家，謂宋朝自興至亡，始終未收複燕雲十六州，因而並不存在“一統天下”之日，但其實“一統”僅就結束了國家割據或分裂的狀態而言，如果以小塊失地未收複為由而否定一統，那麼五千年的中國曆史中，統一的時日大概就所剩無幾了。更何況朝代更迭，疆域變遷，又該以哪一朝代的疆土作為衡量統一的準繩呢？
不過即使是一統天下的大朝北宋，那一百六十七年的曆史也實在太令人沮喪和痛心了。在中國曆史上從夏到清的大大小小數十個朝代和國家中，有幾個屈指可數的窩囊、屈辱的朝代，趙宋王朝大概可算其中的一個典型吧。老祖宗趙匡胤開創基業剛過四十年，皇位才傳到第三代宋真宗手上的時候，就出現了不敗而敗的“澶淵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遼軍南犯北宋邊境，兵臨澶州（今河南濮陽）。邊城告急，宋真宗急忙召集群臣商討對策，多數大臣主張逃跑或遷都，隻有宰相寇準等少數大臣力主抵抗，並且要求皇帝親征。宋真宗在軍民的壓力下被迫來到前線，皇帝“督戰”使軍士大受鼓舞，一舉擊退了遼軍的進犯。然而宋真宗竟將勝利當作議和的資本，結果北宋接受了屈辱的條件，答應每年向遼國送交“歲幣”計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以此換取了遼軍的撤走。澶州又叫澶淵，史稱這次議和為“澶淵之盟”。
曆史的可怕在於它常常在後來的白紙上複印怪誕、荒謬和醜惡，在八百八十年後的中國曆史上又重現了一次“澶淵之盟”。正當中國軍隊在海戰和陸戰中大敗法國侵略軍並節節獲勝之際，腐敗的清政府竟下令停戰並迫不及待地與法國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這一投降賣國行為，造成了“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的恥辱局麵。高唱“乘勝即收”賣國論調的是臭名昭著的李鴻章，然而這種賣國主張的發明專利看來還是來自宋真宗。
北宋到了徽宗即位之後，國家如同一個身患不治之症的病夫，已經沒有什麼太平日子過了。好歹拖到靖康二年，北宋王朝以蒙受奇恥大辱的“靖康之難”為結局，終告滅亡。而繼之的南宋朝廷更是一個罪孽的縮影，苟且偷安、貪生怕死的趙家子孫，對眼前的半壁江山已經心滿意足了。做杭州的皇帝，在驕奢淫逸方麵絲毫不輸開封先祖半分，特別是守著一座江南麗都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更比中原的開封愜意多了，知足者長樂，尚有何求？先後九個皇帝中，哪一個也不在乎統一不統一。
對於宋朝曆史的評價，史學家自有高見。明朝文學家馮夢龍在其著名短篇小說集《警世通言》中，通過一位石姓隱士與老少二儒“偶談漢、唐、宋三朝創業之事”，發表了兩點頗有見地的看法：
隱士問：“宋朝何者勝於漢唐？”一士雲：“修文偃武。”
一士雲：“曆朝不殺戮大臣。”隱士大笑道：“二公之言，皆非通論。漢好征伐四夷，儒者雖言其‘黷武’，然蠻夷畏懼，稱為強漢，魏武猶借其餘威以服匈奴。唐初府兵最盛，後變為藩鎮，雖跋扈不臣，而犬牙相製，終藉其力。宋自澶淵和虜，憚於用兵。其後以歲幣為常，以拒敵為諱，金元繼起，遂至亡國，此則偃武修文之弊耳。不戮大臣雖是忠厚之典，然奸雄誤國，一概姑容，使小人進有非望之福，退無不測之禍，終宋之世，朝政壞於奸相之手。乃致末年時窮勢敗，函佗胄於虜庭，刺似道於廁下，不亦晚乎！以是為勝於漢唐，豈其然哉？”
“修文偃武”，說穿了就是害怕打仗。說也奇怪，宋朝帝王一個個、一代代竟都患有這種遺傳的“軟骨病”。漢、唐的曆朝帝王中，固然也不乏不肖子孫，然而畢竟產生了雄才大略、威加四海的漢武帝和唐太宗，決非宋朝那些窩囊廢能望其項背的。而在“不殺戮大臣”的背後，隱匿著多少皇帝昏聵、政治腐敗的黑暗內幕，也演繹了無數奸佞專權、忠良遭殃的悲劇故事。奸臣曆朝都有，並非宋朝一朝的特產，但是，宋朝的奸臣知名度忒高。遺臭萬年的南宋巨奸秦檜，足以稱前無古人，加上北宋的蔡京、童貫——此二人都因《水滸傳》一書中榜上有名而臭名遠揚。在南宋還出了一個以淫奢著稱的奸相賈似道，正是此人竟坐視元軍圍困襄陽多年而不救，成為兩宋時期又一個誤國害民的權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