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座明孝陵，委實給南京帶來了不少熱鬧。在明太祖朱元璋長臥於此的六百年中，祭拜者絡繹不斷，其中不乏官紳名流、文人騷客，連南巡的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也欣然拜謁，恭敬有加，而且一謁再謁。
康熙一生中六下江南，竟有五次拜謁明孝陵，還行跪九叩大禮。
他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謁陵時，手書“治隆唐宋”四字，由時任“江南織造”郎中的曹雪芹祖父曹寅立碑。這塊高三點八五米、寬一點四二米的治隆唐宋碑，迄今仍矗立於禦碑亭中。康熙以“治隆唐宋”詔示天下，頌揚明太祖治國方略乃在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之上。其實，論康熙的學問，他不可能不知道明太祖的政績、品格焉能與一代名君唐太宗相提並論，與宋太祖倒或許說得上半斤八兩，各有千秋，而題匾的初衷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清朝皇帝無非是借對朱元璋表示尊重和欽佩之意來籠絡人心，緩和漢滿矛盾。
孫子皇帝乾隆不僅效法其祖，而且又一次使出了他的拿手好戲。
在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途經南京時，乾隆拜謁孝陵，龍飛鳳舞般地寫下一詩《謁明太祖陵》：
崛起何嫌本做僧，漢高同傑又多能。
每當巡省臨華裏，必致勤虔謁孝陵。
一代規模頗稱樹，百年禮樂未遑興。
獨憐複古非通變，翻使燕兵釁可乘。
乾隆在詩中抬出另一位古代開國皇帝漢高祖與朱元璋比較。兩位帝王確有若幹共同之處，例如都是微賤出身，又都在南征北戰、群雄逐鹿中脫穎而出，建立政權，並進一步統一中國，成為當時英雄。
不過乾隆倒並未一味恭維，在盛讚朱元璋建立起一代王朝的同時，又委婉地批評他未能或無暇顧及建立百年禮樂製度。正因為“百年禮樂未遑興”，以致燕王朱棣有隙可乘，發起“靖難之變”，最終奪取帝位。
康乾之後拜謁孝陵的大人物自然數孫中山了。不過孫中山是站在大清帝王的對立麵，以“韃虜既逐，中華亦複”的勝利者姿態來拜謁一位漢帝的。
孫中山的拜謁別有一種背景，也別有一番用意。孫中山在和袁世凱達成讓權協議後，末代清帝宣統在袁世凱的脅迫下於1912年2月12日退位，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帝製終於壽終正寢。辛亥革命成功後的孫中山，在認識和實踐上都陷於矛盾和混亂的境地。
他一方麵對建立民主共和製度的前途充滿信心，他所領導的臨時政府，以《人權宣言》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為藍本，也曾短暫地實施了一係列有關製度、禮儀、觀念、民俗等方麵的改革。然而另一方麵，他依然未能擺脫彌漫於當時革命隊伍中以排滿為內容的民族主義感情。孫中山及其戰友們在推行民主共和製的同時，總不能忘情於“光複漢室”的“大業”，當清室退位的消息傳來後，孫中山便親率“國務卿士、文武將吏”，忙不迭地去孝陵向明太祖隆重致祭。
孫中山在拜謁活動中發表了兩篇文告：《祭明太祖文》和《謁明太祖陵文》，以完成清室退位、民國統一的千秋功業，昭告明太祖在天之靈。這位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先驅者在《祭明太祖文》中寫道：“（孫）文與全國同胞，至於今日，始敢告無罪於我高皇帝，敬於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國民，貢其歡欣鼓舞之公意，唯我高皇帝實鑒臨之。”在《謁明太祖陵文》中，他更表達了一種感慨萬分的心情：“嗚乎休哉！
非我太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
曆史搭接著現在，現在反映著曆史。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民族主義之助。但是革命的階段性勝利並不等於革命的最終成功，當革命成果落入陰謀家、野心家之手，或革命領袖的自身帝王化的時候，無論是“漢室”還是“清室”的執政，專製統治的實質卻毫無二致。而在民族主義光環籠罩下的專製主義，具有更大的隱蔽、欺騙和危害性，被孫中山所輕信、讚賞並寄予莫大期望的那個有“舊經曆”、能以“舊手腕”辦事的袁世凱，一個推翻了“清室”的“漢室”總統，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專製統治者。孫中山在病榻彌留之際，終於認識了這一曆史真諦，給同舟共濟的戰友和多災多難的同胞留下了一句珍貴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車馬不絕，謁者不斷，六百年間，孝陵從未被冷落過。不過對於長臥在陵內的老爺子來說，大概始終懷有一種不祥之兆，一種寂寞之感。原因很簡單，他的不肖之子朱棣不僅違囑篡政，而且遷都北京，將皇家陵園也修建到了北方。北上之後，生活於豪奢紫禁城的皇族子弟樂不思蜀，自然難得“常回家看看”了。
朱元璋登基不久，即擇“龍蟠”之地金陵的“龍脈”為葬地，在南京東郊鍾山獨龍阜建造孝陵。鍾山有東、中、西三峰，古代風水學稱之為“華蓋三峰”，三峰以中峰為尊，孝陵所處的獨龍阜，恰好處於中峰南麵的玩珠峰下。玩珠峰下泉壑幽深，紫氣蒸騰，雲氣山色，朝夕多變，風水景觀兼有，是一處天造地設的墓葬寶地。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後合葬於山之陽，山之陰則陪葬著一群功臣。孝陵陵宮及寶城具備了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的風水“四象”，加之孝陵的三道“禦河”都呈由左向右流淌的形式，風水上謂之“冠帶水”，亦稱難得。明孝陵以“因山為陵”、“天人合一”、規模宏偉、布局奇特這一獨具匠心的陵寢創作，不僅開啟了新一代帝陵形製，而且留下了令世人歎為觀止的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