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4年，葡萄牙人塞洛繆·迪亞士率先對開辟印度航線作了大膽的嚐試。他率隊從裏斯本出發遠征，繞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到達好望角而返。
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開始發現新大陸的探險航行。他率領由三隻帆船（最大的一百噸）、八十八名水手組成的船隊，從西班牙出發駛向大西洋，去尋找通往印度的航道。他曾三次西行去尋找夢中的印度，最後抵達過牙買加、波多黎各及中、南美洲大陸沿岸一帶。
在哥倫布結束第一次遠航不久，1497年，葡萄牙貴族達·伽馬率領由四條船和一百名水手組成的船隊，為開辟印度航線作了一次新的探尋。他沿迪亞士航線，繞過好望角，沿非洲東海岸，穿過馬達加斯加海峽，在阿拉伯人的幫助下，到達印度的卡利卡特。
然而與中國前輩的壯舉相比，歐洲後生們的探險卻隻能自慚形穢了。不要說兩者年代相距之久，即使將鄭和航海推遲八十年，使哥倫布有幸與他在航海中相遇，在中國艦隊的龐然大鯨麵前，西方艦隊也會渺小得像幾條小魚。鄭和下西洋的壯舉，足以充分證明當時中國在科學、技術、經濟、文化和軍事等各方麵都稱雄世界，遠超西方。試想如果中國繼續保持這一強勁的發展勢頭，數百年的世界史就將是另一種寫法了。然而誰曾料到，在成祖之後相繼繼位的仁宗和宣宗聽從了一班儒臣的建議，重新搞起海禁和尊崇儒家，實行“罷寶船弊政”，迫使鄭和停止航海，限製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正當西方開始向工業化和向世界進軍的時候，中國卻調轉船頭，走上了極端民族主義和閉關自守的道路。
將曆史的失誤歸咎於仁宗、宣宗等個別皇帝，實在有點不公，因為真正的危機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體係，特別是封建專製的政治體製。這個危機深刻地掩蓋在永樂年間極其強盛的經濟、科技和軍事的外表下，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並沒有意識到也不可能消除這個危機，於是使永樂年代成了漢唐以後中國由全麵強盛轉向全麵衰弱的時期。
曾經象征中國繁榮強盛的鄭和航海壯舉，也成了中華帝國開始全麵衰弱的漫漫長夜到來之前的一道明亮的反照，成了曆時五百年之久的中國曆史悲劇的前奏。
2005年恰好是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未雨綢繆，從2004年起國內一些城市早已拉開了紀念活動的帷幕。一艘“綠眉毛”號仿古帆船從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始發地南京起航，沿著當年鄭和下西洋的足跡進行“揚帆中華，環球航海”的考察活動。隨後另一艘命名為“鳳凰號”
的單桅帆船也從南京出發，開始曆時八個月的航海電視行動。近悉，隨著紀念履泥（今文萊）國王墓重新發現四十七周年暨《文萊：熱帶王國皇冠上的明珠》一書首發式於2005年5月13日在南京舉行，南京市副市長宣布，南京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活動正式拉開序幕。
伴隨著舞台上日益頻繁地展現鄭和下西洋的熱烈場麵和異國風采，對永樂盛世和中華雄風大唱讚歌的宮廷式討論也已經爭相開始。
愛我中華，頌我英傑，誠然無可非議，但從鄭和航海看明朝衰敗的曆史教訓，是否更應成為一個令今人重視和反思的嚴肅課題呢？
四
曆史上大概沒有一個無夢的皇帝，而皇帝的夢又具有同樣的共性，簡言之，莫過於如何在有生之年耍盡帝王權威、享盡人間豪奢、為子孫打造一個千秋萬代的江山。明高祖、明成祖父子二人都是有夢的皇帝，他們的夢自然也離不開這些卑劣陰暗的內容，不過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夢卻又進入了出類拔萃的境界，因為明高祖做了一個立國夢，明成祖做的則是一個強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