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臣的立場，開始站在曆史發展的高度來評價明、清的興替變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詩人納蘭性德以侍衛身份隨從康熙祭南京明陵，隨後寫的《秣陵懷古》一詩，表現了一種實事求是的新的曆史眼光：
山色江聲共寂寥，十三陵樹晚蕭蕭。
中原事業如江左，芳草何須怨六朝？
如此重大的曆史功績絕非一蹴而就，這與康熙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在曆代帝王中，康熙是一位難能可貴的好學者。他一生勤奮讀書，學識淵博，不僅精通儒學，兼通滿、漢、蒙、藏以及拉丁文，並且對天文學、數學、地理、醫學、哲學、繪畫和音樂等，都有涉獵，其中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的造詣頗深。尤其是他的思想比較開明，能夠虛心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位學貫中西的皇帝。
康熙或許是自古以來對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最感興趣的皇帝。他回憶說，他幼年的時候，一場長達十年對於天文曆法的爭論，在他心靈深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當時欽天監以楊光先為首的漢官堅持中國傳統的曆法，但是他們所測算出來的數據往往不準確，而湯若望、南懷仁為首的傳教士則充分展示了歐洲近代天文學的科學性。康熙目睹清朝九卿大臣在科學麵前所表現出來的無知和昏憒，而且由於他們的誣告，差一點誤殺了為中國科技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湯若望。自此他決心努力學習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和天文，並選擇法國傳教士南懷仁等學有專長的傳教士帝師。
為了多了解歐洲的科學，康熙命南懷仁寫信回國，邀傳教士來華。
南懷仁在信中說：“凡擅長於天文、光學、力學等物質科學的耶穌會士，中國無不歡迎，康熙皇帝所給予的優厚待遇，是諸侯們也得不到的，他們常住宮中，經常能和皇帝見麵交談。”法國君主路易十四收到南懷仁的請求後，認為這是擴大法國影響的好機會，陸續增派了白晉、張誠、徐日升等來華，也都成為康熙的禦用教師。
外國教師教給中國皇帝的知識自然與傳統的中國帝師不同，當然不是經史子集之學，也不是治國安邦之道，他們帶來的是西方文藝複興以來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康熙對數學和力學等歐洲科學興趣甚濃，他要求外國教師用滿語講授，並隨著他對自然科學的了解不斷深入，對教師們教授的內容要求也就逐漸提高。好在傳教士中居然有幾個絕頂聰明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著名的漢學家和地理學家，不到一年就學會了滿文，後來又學會了漢文，並與另一位傳教士張誠一起為康熙講歐洲科學，用滿文編寫了二十幾種教科書。其中1689年編的《幾何原理》有滿漢兩種文本，並且經康熙親自刪改；後又翻譯了《實用幾何學綱要》，還把法國皇家學院編的《哲學原理》譯成滿文，供康熙皇帝學習。此外，還有葡萄牙傳教士徐日升，是一位音樂老師，負責對康熙教授音樂方麵的知識。
清前期外國教師從湯若望進入順治皇帝的宮廷開始，在康熙年代著實風光了一陣，但到雍正朝就成了昨日黃花，除了在欽天監還留著幾位負責天文曆法的傳教士以及宮廷畫師（如乾隆朝的意大利畫師郎士寧）等人，隨時出入宮廷的外國教師已銷聲匿跡。清朝中後期的皇帝仍然喜愛西方進貢的器物，各種奇異的珠寶、鍾表，琳琅滿目地充斥於慈禧的宮廷，在他們眼裏，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除了用作擺設之外，別無他用。
清朝的皇帝們對先進的知識疏離得太遠太久，他們對西方科學技術毫無學習之心，更無倡導之意了。即使熱衷於學習西方知識的康熙本人，也僅僅是個人所好而已，與科技興邦的思想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尤其是他不讓臣民們接觸先進的科學，使得這些知識在傳入中國以後為他自己所享用，而且他把紫禁城中的外國教師視為私人占有物，更不希望臣民與他們接觸。因此即使這些外國教師曾經對康熙有過深刻的影響，但是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就微乎其微了。因此當麵對古老的中國在突遭堅船利炮襲擊時，皇帝固然茫然不知所措，將臣也個個暈頭轉向。大清王朝這輛破舊不堪的馬車，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對此，康熙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17世紀到18世紀的六十年，世界正處於一個瞬息萬變的關鍵時刻。兔起鶻落，稍縱即逝，然而在整整一個甲子輪回的曆史時期中，康熙卻讓中國失去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隨後擴展到西歐和北美一些國家。工業革命是近代以來第一次技術革命，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工廠製代替了手工工場，人類進入了蒸汽機時代。它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從物質上鞏固了新興的資本主義製度，並引起社會結構和東西方關係的巨大變化，對世界曆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