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一生被離奇的疑案所環繞，呂留良事件留下的兩段尾聲又為他增添了神秘色彩。其中一段故事是雍正在下令嚴懲呂留良案、閱讀他們的書信和著作時，突發奇想，決定親自寫文章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較量一番。他認為經過康熙六十一年的治理，朝廷已有足夠的事實和勇氣證明，清代統治者的能力並不亞於任何一代漢族帝王，為什麼還有人對清廷如此不滿並不斷進行對抗呢？於是這位皇帝親自編撰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同時特免呂留良案主犯曾靜的死罪，讓他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大義覺迷錄》被後人看作一部奇書，它本來不過是一樁謀反案的檔案卷宗，但卻成了雍正皇帝為自己鳴冤和為他老子叫屈的自白書。
另一段沒有寫完的故事是呂家被滿門抄斬時，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在慌亂中逃脫，被河南登封少林寺的靜一道人收為徒弟。雍正得訊後，尋找很多武林高手追殺靜一道人，靜一道人被逼無奈而躲到深山老林，但最後還是被追殺。臨死前，他大義凜然，向殺害他的人說：你們的主子奸詐狡猾，罪惡多端，今天你們殺死我，你們的主子也逃脫不了被殺的命運，一月後，必有人為我報仇。這番話傳到皇宮，使雍正數日寢食不安。一個月後，雍正果然被刺，刺客就是靜一道人的徒弟呂四娘。原來，為報家仇師恨，她隱姓埋名混進了清廷選秀女行列，果真被選入宮內並在雍正身邊服侍，不久就伺機刺死雍正。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突然從宮廷傳出了皇帝“駕崩”的消息。據說雍正是因暴病（中風或服丹中毒）而亡，而民間廣為流傳的卻是雍正為呂四娘所殺的版本。正因為呂四娘割了雍正的頭，因此雍正不得不被安了個金頭而進入陰曹，留下了至今無人能解的雍正金頭之謎。這個謎至今未解，隻有等到泰陵地宮打開那一天才能見分曉了。
二
雍正死後，根據他的密諭，皇四子、寶親王愛新覺羅·弘曆即位稱帝，成為清入關後的第四代皇帝，並定1736年為乾隆元年。
雍正駕崩後僅兩個月，繼位的兒子乾隆即下聖諭，將呂留良案中的反清主犯曾靜淩遲處死，下令毀《大義覺迷錄》，並將其列為禁書。
這似乎是一個信號，乾隆以自己的最初行動作為施政演說，闡明他即位後不僅敢於拋棄祖規，大膽地標新立異，而且還進一步將乃祖、乃父的既定方針發揮得淋漓盡致，文字獄則是他強化封建專製統治的首要手段。
社會輿論的開放程度和人民思想的解放程度，是稱量一個政權封建專製含量的天平。中國曆史上有過兩個群星燦爛、文化繁榮的時期，一個出現於春秋、戰國時代，另一個是在唐代。在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的急劇變化，新興的封建製度取代了腐朽的奴隸製度後，蓬勃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催生了曆史上著名的百家爭鳴局麵。而由一代明君唐太宗奠基的唐代，是當時世界上一個先進、文明和開放的國家，學術、文化上的百家爭鳴，造成了思想、文學上百花齊放的景象，從而促進中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黃金時代的形成，並開創了散文、小說、詞和佛教變文的新時代。與此恰成強烈對照的是中國文化、思想發展史上的兩次大災難，一次是發生在秦始皇暴政時期的焚書坑儒，另一次則是康乾盛世時期的文字獄。
經濟上的盛世應當成為文化繁榮和思想解放的催化劑，唐代的盛世是曆史上的一個典型。如果沒有這個偉大的朝代，中國和世界的文明史上就會缺少李白激越的大自然讚歌，就會失去杜甫沉重的時代史詩，而“韓柳”的古文、“元白”的唱和以及“小李杜”的詠史詩也都將成為空白。由於漢武帝實行獨尊儒學、罷黜百家的思想統治政策，使西漢的盛世在文化思想領域掀起的浪濤沒有唐代那麼洶湧，然而兩漢時期畢竟推出了司馬遷、張衡和王充等一批人傑，漢賦和漢代樂府民歌也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創造了靚麗。
康乾盛世特別是乾隆時期，達到了清王朝繁榮的頂峰。然而與漢、唐兩朝盛世不同的是，這時的繁榮出現在中國封建地主經濟麵臨變革的前夜，孕育於封建專製集權政治即將崩潰的曆史環境中。這個盛世的特點表麵上是物質生產的豐富，而實際上卻並沒有轉化為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康、雍、乾三代統治集團已不能起到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作用。這樣的時代當然不可能喚來文化繁榮的霞光，於是附庸風雅又富於心計的乾隆決定憑借權勢製造一抹晚霞，他召集和籠絡了五百多知識分子，投入大量財力物力，以十四年的時間纂修了一部規模巨大的《四庫全書》。為後人津津樂道的《四庫全書》，成為乾隆“文治”的金字招牌。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乾隆下令對全國書籍進行大規模的搜繳、查禁、銷毀和刪改。各地官府將在民間查到的各類禁書全部送到北京，由乾隆親自過目批準後，在武英殿前投爐燒毀。明末清初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著作均遭查禁，甚至上溯到宋、元、明人的著述中凡涉及遼、金、元史實者也均被湮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