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對呂留良、屈大均、金堡、尹嘉銓、錢謙益等人的書，不僅燒毀，還要追查印書的版本。乾隆究竟銷毀了多少書？據不完全統計，約計三千餘種、六七萬部以上。
文化恐怖的極端行動就是文字獄。清朝的文字獄自順治始，經康熙、雍正兩朝，到乾隆接手時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自詡“明君”
的乾隆，對自己手創的“大清盛世”洋洋得意，他不容臣民對他的絲毫不恭，又豈能讓反清者和諷上者存活！乾隆年間的文字獄更加頻繁而廣泛，案件總數比前兩朝增加了四倍以上，高達一百三十餘件，據說比中國曆代皇帝搞的文字獄總和還多。而文字獄發展到已經不是僅對文人，也不僅僅是為了殺雞給猴看，而是毫無顧忌地把矛頭指向整個社會，把刺刀針對全部國土，手段之嚴酷殘忍也是聞所未聞。
已被雍正刨墳戮屍的抗清名士屈大均，又一次受到乾隆的警覺，當他聽說南京雨花台有屈大均衣冠塚時，親自諭示兩江總督高晉查訪並刨毀。高晉領命後立即布置下屬召集鄉紳摸情況，再依據疑點進行實地複勘，雨花台一帶的荒塚野墳的碑記均被洗刷查驗一遍，結果卻一無所獲。後來，屈大均的家鄉廣東番禺縣的父老又為他在當地修建了一座墓塋，並將該地改名為“思賢村”。乾隆怎麼也想像不到，愛國誌士的光輝形象竟會如此長久地留在人民心中，近代思想家、詩人龔自珍在《夜讀〈番禺集〉書其尾二首》中對屈大均進行了熱烈頌揚：
靈均出高陽，萬古兩苗裔。
鬱鬱文詞宗，芳馨聞上帝。
奇士不可殺，殺之成天神。
奇文不可讀，讀之傷天民。
文字獄的魔影跟蹤、監視著每一本著作，每一個文人。凡有反滿情緒的書和人固然難逃厄運，而許多無辜文人甚至朝中大臣竟也一個個在一夜之間成了冤死鬼。朝廷內閣學士胡中藻因在所作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被乾隆斥為“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恰好他又擬了一個《乾三爻不像龍說》的試題，更被乾隆指為譏諷皇上，這位清臣竟因此莫名其妙地被處斬。而冤案繼續擴大到胡中藻的已故座師鄂爾泰，不僅鄂爾泰被撤出賢良祠，而且因其侄鄂昌與胡中藻“援引世誼，親加標榜”，在查處中又發現鄂昌的《塞上吟》詩中稱蒙古為“胡兒”，說鄂昌身為蒙人，“忘本自詆”，被勒令自盡。
浙江舉人徐述夔的《一柱樓詩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
之句，加之另一首詠正德杯詩中還有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諧音‘胡兒’）擱半邊”，遂被乾隆認定有反清複明之心。徐述夔已故，照大逆罪戮屍。徐案牽連到為其詩集作序的清詩人、曾任禮部尚書的沈德潛，幸好他是乾隆寵信的文學侍從，並且已故，因此不予深究，但也被撤銷諡號，並銷毀禦賜碑文。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遊。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龔自珍在這首《詠史》詩中，對在文字獄高壓下的士人們如驚弓之鳥的畏葸猥瑣之態，作了剴切的描述和嚴厲的鞭撻。乾隆時期的知識分子，不是蛻變為趨炎附勢的牢盆狎客，就是埋頭於故紙堆從事與政治和現實無關的“學問”，苟且偷安，明哲保身。當時的文壇上詩無新意，戲無生氣，以至於詩人袁枚諷刺說：“錯把抄書當做詩。”
然而曆史已經走到18世紀的下半葉，民主思想已如春風一樣不可阻擋地吹到神州大地，民主精神也像芳草一樣無所畏懼地長在天涯海角。衝破文字獄的重重圍剿，有兩位一在北京、一在南京的勇敢文人，窮其畢生精力，在窮困潦倒之中，先後寫下了兩部為封建王朝算命的驚世駭俗巨著。於是在中國和世界的文學詞典上，出現了金光閃閃的兩行大字：
《儒林外史》，吳敬梓著《紅樓夢》，曹雪芹著但這不是乾隆的功勞，與康乾盛世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這是兩部揭露和批判封建製度的傑作，兩位偉大作家的立場恰恰站在乾隆皇帝和康乾盛世的對立麵。
時代抬出了吳敬梓和曹雪芹，《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三
乾隆皇帝是康、雍、乾三朝盛世的集大成者，他生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卒於嘉慶四年（1799年），壽登上考，享年八十八歲。長壽皇帝又是長位皇帝，乾隆在位六十年，又當太上皇“訓政”三年，實際執政六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