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歲登上皇帝寶座的乾隆，“春秋方富，年力正強，乃勵精圖治之始”，胸懷大誌，一心要使清代盛世登上新高峰。由於雍正暴死，朝廷內外謠傳迭起，為穩定政局，他下令嚴禁太監和官員妄傳宮內之事，違犯者“定行正法”。他又將雍正的“爐火修煉”術士從西苑逐出，並警告他們不許妄言雍正生前行事。他還下令處死呂留良案主犯曾靜及其弟子張熙。他接著傳旨，要他未麵見過的各省提督、總兵進京候見。一連串的禦諭，一係列的行動，使因雍正猝亡引起的震驚和混亂立即得到平息。年輕的皇帝登基伊始，就以其魄力和能力征服了朝廷眾臣。
踐之初，乾隆既承康、雍行之有效的治國良方，又不動聲色地著手糾正雍正過於嚴厲苛刻的施政措施，在穩定大局的前提下，堅定地推行“以仁為政”、“損益隨時”、“寬嚴相濟”的為政之道。他說的“損益隨時”，是指因事製宜，而不墨守成規；他說的“寬嚴相濟”，是指恩威兼施，剛柔相濟。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他大力糾偏補弊，平反冤案，“當寬而寬，當嚴而嚴”，逐漸開創出一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乾隆時代。
自詡文治武功為古今第一人的乾隆，也的確在治國安民和統一國家方麵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他統治下，“務本足國，首重農桑”，鼓勵開荒，治理黃河，減免賦稅，賑濟災民，重用能臣，整頓吏治，封建經濟的規模和實力有了極大發展和增強。他以強大的武力和比較正確的政策，平定西北，保護西藏，通過自謂完成的“十全武功”，鞏固了統一的國家，奠定了中華的版圖。
到了乾隆中期，大清王朝“勢當全盛”，不僅成為當時亞洲的頭等強國，也躋身於世界強國的行列。康乾盛世，清朝的繁榮昌盛，已成為一個時代的記錄而載入史冊，而且至今還為人們所頌唱和表演。
然而如果打開塵封的窗戶瞻望西方，在一個世界性的範圍來看康乾盛世，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會令人震驚，發人深省。正是由於忽視了世界的存在，因此中國人總把18世紀看作是康熙、雍正特別是乾隆的世紀，而這種忽視，卻讓一個東方大國留下了致命的隱患。
翻開世界史不難看到，其實18世紀的全球明星不是六遊江南的乾隆，而是領導美國獨立戰爭的華盛頓。而那個時代的曆史亮點並不是乾隆的十全武功，而是1775年美國的獨立戰爭、1789年法國的大革命，以及改變整個世界曆史進程的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
中國有句俗語：“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比較同在18世紀領導著兩個世界大國的領袖華盛頓與乾隆，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華盛頓（1732—1799年）與乾隆（1711—1799年）是同時代的曆史人物。
他們在當時一個是領導美國獨立戰爭的英雄，曾當選為第一、二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1789—1797年）；一個是將康乾盛世推上頂峰、坐了六十年龍椅的大清王朝老皇帝（1736—1796年）。他們在各自的國土上都建有豐功偉績，也都豎立了豐碑，所不同的是，華盛頓豎的是獨一無二的“華盛頓紀念碑”，是美國人民為他建的，發自內心對一代偉人的紀念；而乾隆搭的是他的字、詩展台，他的風雅、才華舞台，這樣的展台在皇城俯拾即是，豎在北京北海公園白塔山東的一塊《瓊島春陰》詩碑，就是乾隆的得意之作：
艮嶽移來石嵯峨，千秋遺跡感懷多。
倚岩鬆翠龍鱗蔚，入牖篁新鳳尾娑。
樂誌詎因逢勝賞，悅心端為得嘉禾。
當春最是耕犁急，每較陰晴發浩歌。
在乾隆六巡江南之際，每一次都在遊山玩水的同時舞文弄墨，江、浙一帶留下了他更多的字，更多的詩。他在南巡杭州時，對西湖十景一一題詩刻碑，而在曆代帝王都仰慕的蘭亭勝地，一通中國最大的古碑之一也鐫刻著他的《蘭亭即事》詩跡：
向慕山陰鏡裏行，清遊得勝愜平生。
風華自昔稱佳地，殤詠於今紀盛名。
竹重春煙偏淡蕩，花遲日尚榮。
臨池留得龍跳法，聚訟千古不易評。
縱觀乾隆一生，寫詩多達四萬餘首，題寫的匾額、碑刻更不計其數。其實很多詩是由槍手代筆的，據說當時甚受寵幸的紀曉嵐、沈德潛，就是他的床頭捉刀人。如此大的一個虛數，加之品位稍遜，使這位風流皇帝終究被攔在詩壇之外。幸好乾隆頗通文墨，書法尤佳，二百餘年來展台未倒，詩碑猶在，倒並未貽笑大方，更不至於讓遊人嗤之以鼻。但物以稀為貴，留下那麼多墨跡，倒反應了“乾隆的字不值錢”的民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