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元皇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製，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
中書令弘恭、仆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眥，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議論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
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係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
史學界有句話很流行：明亡，實亡於萬曆。同樣的，漢衰，亦衰於元帝。
中國曆史上，有兩個弱智皇帝腦袋進水的經典笑話：
一個是晉惠帝。大臣向他報告，老百姓沒有飯吃了，晉惠帝反詰：為什麼不吃肉？（何不食肉糜？）
另外一個發生在我們現在講的漢元帝身上。元帝身邊的兩個紅人弘恭、石顯投訴政敵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劉向），建議皇帝先把他們“召致廷尉”，元帝哥哥不知道“召致廷尉”是什麼意思，就答應了。過兩天，皇帝要找這幾個大臣開會，下麵回話：他們來不了啦。為什麼？關監獄裏了。元帝這才知道“召致廷尉”就等於下大獄。
漢代的廷尉，是國家最高司法官，能提供偵訊、檢察、審判一條龍服務。“召致廷尉”，書麵意思是，皇帝安排讓你和廷尉見見麵，談談話，實際的結果就是直接下獄，一切問題到監獄裏慢慢討論，絕對實行有罪推定。
這個時候的漢帝國，從治理結構看，皇帝和官僚機構的關係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成熟的官僚機構越來越具備和皇帝平衡權力的能力。本來，按照帝國的原意，百官是皇帝的延伸，是執行係統，但執行係統本身越來越龐大、精細，也就具備了“思維能力”，就像美國科幻電影所表現的一樣，電腦係統開始學會反過來控製人類。
官僚階層，以儒家文化思想教育出來的官僚階層，對皇帝專製有一定的製約能力，盡管極其微弱，但是在某些時候，因皇帝所受教育、所處環境狀態不同，儒臣對皇帝還是有製約的。當然這種製約和現代民主憲政的製約有很大的區別，儒臣和議員對當政的製約不同的地方很多。明顯的一點，議員是以民意的力量對權力進行監督，而儒臣是用一套儒家的思想為力量來監督，對皇帝實行一說二哭三上吊的辦法，迫使皇帝妥協。還有一種情形就是，儒臣幹脆直接分享君權，強臣弱君，強枝弱幹。這種情形的出現，有的是有利於政治良性化的，有的則正好相反。不管怎麼樣，就是在帝國遞延數代以後，極易出現成熟的官僚體係分享、製約相對不成熟的皇帝的權力。
我說這麼一大套，在古代有一個專門的名詞來定義，就是“綱紀”。
司馬光說過：“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他還說：“上以製下，寡以統眾，而綱紀定矣。”朱熹也說：“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於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上麵的兩位哥哥從正麵說，蘇軾從反麵說：“紀綱一廢，何事不生？”
所以，到了漢元帝，如果要總結致亂之因，要簡單說，就是綱紀鬆弛。“亂我家者，太子也。”
其實在今天的企業裏麵，也在重複過去的故事，老板創業階段，控製力強，沒有管理照樣經營得有聲有色，但是，如果長期管理不到位，企業的綱紀鬆弛，在企業規模擴大、老板精力不濟，甚至傳到下一代手上的時候，管理缺失就會造成災難。
綱紀鬆弛的一個主要表征就是朋黨，黨爭一起，國無寧日，而且是是非非真是不好論定。在漢元帝時代，掌握曆史話語權的儒臣，肯定蕭望之、周堪，否定弘恭、石顯，因為蕭望之、周堪是元帝當太子時的老師，劉更生是宗室，還有一個叫金敞，這是“儒黨”，頗受皇帝重用，而弘恭、石顯是宦官，他們又勾結外戚史高，這是“佞黨”，所以史書都痛惜元帝不能立綱紀，有善不能用，有奸不能去。
儒臣和外戚、宦官對立，因為身份有先天的優越性，這樣叫做“外戚當權”或“閹禍”；倘若對立的兩麵都是儒臣，那就是朋黨。朋黨的產生，和他們的身份無關，外戚也好，宦官也好，儒臣，誰都不是天生的良臣，也不是天生的奸佞，產生這種高層混亂的原因，無他，就是皇帝沒有控製能力。
攤上一個孱弱的皇帝，黨爭隻是輕微病症，但也是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