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歐陽修寫過一篇《縱囚論》（《古文觀止》選錄此文），在這篇文章中，他講了一個故事：唐太宗六年，皇帝讓三百死刑犯回家，然後約好日期讓他們返回監獄，因為囚犯都知道這是皇帝哥哥以此市恩求名，所以都很配合，大家都按期回監了，唐太宗於是以這些囚犯守約為由，對他們進行了大赦。這件事被大唐中央電視台製作成專題節目，並在當年的春晚由最煽情的主持人動情地再講述一遍，當時確實是感動了整個大唐。
漢元帝時代的囚犯大赦之後繼續犯罪，唐太宗時代的囚犯守約返回監獄獲得了大赦，皇帝的心理是一樣的，但套路與時俱進了。
《兩漢紀》的作者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他認為，大赦，是一種特殊的手段，不能擅用，他舉了幾個例子，比如在秦國帝時代“大愚之世，比屋可刑”，在酷法之下，人人有罪，所以劉邦“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還有就是孝景帝七國之亂，裹脅甚多，還有武帝巫蠱之禍，牽連甚廣，這都“宜為赦矣”。
所以，赦與不赦，一個關鍵的指標就是看是不是“比屋可刑”。如果皇帝僅想借大赦收買人心，那就免了，因為這樣的大赦隻會鼓勵犯罪。
什麼是“比屋可刑”？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打擊麵太廣。鄧小平為“地富反壞右”平反，就是一種政治大赦。“以階級鬥爭為綱”，打擊麵太寬了，“地富反壞右”本來就不是一小撮，加上他們的子女，已經是一個龐大的社會人群。把這麼多人定為另類，打入另冊，當然不能團結一致向前看了。
舊事固然有特殊的曆史背景，似乎不足為例。就在今天，也有“比屋可刑”的現象。
比如很多民營企業和收入較高的個人都有偷稅漏稅的違法嫌疑，比如很多領導幹部都有以權謀私的問題，就看查不查，糾不糾。坊間有笑言：把當官的排一排掃射之，也許有冤枉的；點射之，肯定有漏網的。
人皆有罪，屁股下都有屎的現象是怎麼形成的呢？就是立法嚴，執法疏，合乎法的標準定得高，違法的成本又非常低，所以，每當反腐打貪，貪官隻認倒黴，不願服罪。在我們的生活中，法不責眾的現象比比皆是，“經濟犯罪”的門檻很低，稅官以及檢察官不找你，不等於你沒有事。很多人都有案底，都有“投名狀”，要建立公民社會，這肯定是一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