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後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後，依違者連歲。傅太後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醜，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又以丁太後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
……
朱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複稱定陶。尊共皇太後曰帝太太後，稱永信宮；共皇後曰帝太後，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製度。”於是四太後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後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後語，至謂之“嫗”。時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甚眾。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成、哀之世，漢豈複有君臣哉！婦人而已矣。”（王夫之《讀通鑒論》）
廟堂之上，最不幸的，有時還不是一地鮮血，而是一地雞毛。
血流成河或可讓政治煥然一新；一地雞毛，婆婆媽媽，政治就淪入深刻的悲哀之中了。
小老百姓以為朝廷殿堂之上，所談所議皆關乎國計民生，神聖莊嚴，其實，經常一不留神就是一地雞毛，和村婦井台灶頭一般。
曆史墮落到家常瑣碎時（沒辦法，中國的曆史就是這模樣），這段曆史中的政治家注定就是平庸的。這個時期的皇帝，已經不能梳理清楚姥姥舅舅家的家務事，被現實的利益捆綁住了思維和手腳，即使他天資聰明，也很難在他身上寄予期望，曆史責任感，天下蒼生，對他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
史書寫到哀帝時，沒有軍國大事可以記載，能記載的隻有兩件事，一是傅太後利口囂囂，急切地搶奪王家的權勢；二是摘引大臣們的上書，苦口婆心，嘮嘮叨叨。
哀帝時，三個奶奶級的人物相互爭鬥，她們分別是元帝的王皇後。傅昭儀和馮昭儀。傅昭儀後來居上，不免小人得誌，直接稱呼皇後王政君“老太婆”，對於馮昭儀，則采取了更為強硬的迫害手段，誣以巫祝之罪，直接動刀解決問題。三個女人，年輕時爭寵，年老時爭利，被奶奶帶大的哀帝每天麵臨的隻有家務事，沒有國事。
王家輝煌時代，出了五位大司馬，傅、丁得勢時期，出了三位大司馬。對於官僚階層和一般老百姓來說，隻有更壞，沒有最壞，基本上沒有正向的選擇。官僚階層整體而言成了蠅營狗苟的犬儒，一切向利看。
哀帝短命，沒有假傅、丁以時間，如果哀帝劉欣活得長一點，傅、丁外戚集團羽翼更豐滿一些，篡漢的則不是傅即是丁，輪不到王莽了。劉姓皇帝到了這裏，已經不履行最起碼的責任了。皇帝最起碼的責任是：活的時間長一點，生個皇位繼承人，成年的兒子多了，根據概率或許有一個像樣的。王朝滅亡，多有一個現象伴隨，就是皇帝的生殖能力越來越差，繼位者多是抱來的嬰幼兒。
高皇帝開國兩百年，氣數盡也。
我們透過曆史的廣角鏡看一下：
公元前206年，漢帝國建立。
公元前49年，漢宣帝死亡，漢元帝即位，這個時候距立國一百五十五年。
公元前1年，哀帝亡，平帝即位，但政權已經控製在王莽手中，此時距開國已經二百零五年了。
史稱漢亡，始亡於元帝，元、成、哀三世，執政總共近五十年，也就是說，漢帝國的頹亡，滑行了半個世紀，可謂是軟著陸了。
再往上看，秦帝國從商鞅變法到秦二世，大約一百五十年，我們平常說秦帝國二世而亡，其實不準確，秦確立軍國體製實際上有一個半世紀之久。從商鞅變法到漢宣帝時代，一共三百年，我們可以看成是秦、漢兩朝前赴後繼地完成一件曆史工程：秦對上古的封建製度進行了革命，漢對秦建立的專製帝國進行了發展。三百年過去，創新的帝國製度頹態盡顯，元、成、哀三代，不過是在展覽帝國製度的所具有的本質缺陷而已。
上古太遙遠，銳圓不敢置喙，自春秋戰國以來，因鐵器發明應用，原始的小國寡民狀態勢必難存，“天下定於一”遂為曆史潮流。春秋戰國至秦漢這一期間，中國元氣充沛，創新精神一以貫之，確立了專製帝國體製。隨著人口的繁衍，文化的僵化（全是儒家忠孝那一套），帝國體製的基因病逐步顯現，漢末糜爛的過程，其實也是呼喚和醞釀創新的過程，如果我們以主觀的眼光看曆史，新莽體製應該說是響應了曆史的呼喚。問題是，呼喚的是龍種，回應的是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