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哀皇帝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
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
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太皇太後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太後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後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後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後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謁者以太後詔即闕下冊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眾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太皇太後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眾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後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輔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後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漢哀帝劉欣二十歲即位（皇帝專製倒是回避了領導人老齡化問題），這孩子熟讀經書，懂得一些革命的大道理，再加上身為藩王，對外戚專權應該是有更深切的痛恨，所以即位之初，他是很想振作朝綱，有一番作為的。但是，他很快就發現，皇帝這個職務不是來做事的，而是來享樂的。
在國事上，他試圖聽從師丹的建議，推選“限田令”，限製土地兼並，但是以他“弱勢皇帝”的身份，要進行這樣重大的利益重新分配，結果自然是沒有結果。在家事上，他被嫡奶奶庶奶奶搞得七葷八素，最後，他終於在董賢同誌這裏找到安慰和寄托。
劉欣在位五六年，既沒有能力推進重大的經濟改革政策，也沒有能力進行中央的體製改革，但他還是做了一些努力，如果我們把他任用男寵做大司馬看做是一種不顧世俗偏見的改革的話。毛澤東講：“先破後立，立在破中。”這是他這樣的強力人物的個人經驗。中國一再強調的是這樣的曆史經驗：先立後破，破在立中。沒有新的，不要先破壞舊的。劉欣破壞了外戚控製內朝、出任大司馬的慣例，結果卻導致了嚴重的後果，最高權力出現了真空狀態。
這個時期，大漢朝野已經形成這樣的共識和慣例，外戚是維護皇權交接的保駕護航的核心力量甚至是唯一力量，劉欣剝奪了傅、丁外戚的權力，也就等於剝奪了他指定接班人的權力。也許年輕的劉欣不知道他會這麼短命。（存在不存在謀殺的可能？）但不管怎麼說，他身後的權力更迭肯定是違背他的意誌的。
權力鬥爭有時和奧運賽場一樣，有時是高手雲集，勢均力敵，勝敗似乎隻關乎運氣；有時是一霸獨大，罕有敵手，一招過後，勝負自判；還有的時候是群小熙熙攘攘，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