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說起儒家或者儒教，一般人都會把孔夫子當成創始人、鼻祖。其實，在孔夫子自己看來，他不過是在傳播周公的思想。年輕時候看《一千零一夜》，裏麵重複最多的一句話是：“真主是唯一的，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中國的儒教其實也能提煉出一句話：“周公是最牛的，孔夫子不過是他的傳播者。”
在帝王譜係之外，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又創立了一個精神文化的道統，有學者認為，中國封建專製的超穩定結構源自“專製政治製度”、“儒家文化傳統”、“小農經濟”三者之間的相輔相成。周公原發了儒家的基本價值觀，並且身體力行地用它為政治服務，用儒家的觀念治國，使之成為官方意識形態，這應該是周公的價值所在，也是孔夫子推崇周公的本意。周公當然還是輔佐幼主的榜樣，但這已經不是周公的主要賣點，這不過是一件具備形式感的事功，非立德立言可以比擬——可這卻被霍光和王莽這樣的人看重。
形式感強的東西容易模仿，周公有很崇高的地位，我的行為疑似周公，那麼就會得到天生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這就是周公在霍光王莽一類權臣那裏的價值。
把霍光比作周公，據說是漢武帝幹的，他賜給霍光一張周公故事圖，言外之意就是“你辦事我放心”，但銳圓懷疑這是後來補上的故事。霍光很聰明，他從當今皇帝和周公這兩個地方尋找正當性；王莽沒有這個機緣，他的搖尾係統隻能找一些“祥瑞”，很難把王莽和周公拉扯到一起。
在權力真空的狀態下，王老太太把權力之柄交給王莽，權力有了形式感上的來源。但是，我們知道，權力必須要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要解決“名不正”的問題，還有就是權力基礎的問題。這是“實”，一個人一個政黨抑或一個集團，要獲得權力，要麼“名至實歸”，要麼“實至名歸”，合法性和群眾基礎都重要，一樣都不能少。
王莽在解決權力基礎或群眾基礎的問題上，采取了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賞賜拉攏。花錢拉選票，現代政客也得這麼做，問題是你手中擁有的資源永遠無法滿足全體選民的期望。
王莽接受了“安漢公”這樣居心叵測的封號，但他的條件是要讓孔光等重臣也同時升官，這暴露了他內心多多少少有點怯。王莽“建言褒賞宗室群臣”，封了一大堆侯，花了一大堆錢，史書管他這樣的做法叫“媚說吏民”。
“媚說吏民”總比“殘害吏民”要好，王莽不待見於史家，所以盡管做好事也落不下好，反而得一“偽”字。但在當時，“吏民”（其實是最接近權力金字塔頂部的那一層）拿前幾位奢侈的王國舅一比，感覺王莽還是清新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