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給太子也設計師友各四，四師分別叫師疑、傅丞、阿輔、保拂，四友分別叫胥附、奔走、先後、禦侮，這些名字起的真是既古雅又貼切，真是有學問哪。
為了顯示自己的學問，王莽瘋狂地改官名和地名，官名和地名起的都是既有古意，又有詩意，有的地方竟然五易其名，這些地方在做牌子、刻公章、下紅頭文件的時候，隻能在現名後麵加括號，備注一下原名，要不，不僅人民群眾搞不清楚，連領導幹部也整不明白。
王莽這種“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魄，隻有後來的紅衛兵和他有一拚。“文革”初期，紅衛兵改天換地之前，也是先把人名地名換了，嘿嘿，揀最容易改造的，先把它改造了。當時的北京城裏，除了天安門、中南海還保留著舊名，其他的名勝、街道全部革命化，反帝大街，反修大道，東方紅公園，工農兵飯店……要搞明白，也得把舊名括號括起來附在後麵。
王莽擬古，紅衛兵敘新，以為要改造中國，先改個地名還不簡單？事實是，中國的事情一旦約定俗成，就是地名，也不是幼稚的改革家想改就改的。彭德懷廬山上書，批評毛澤東有“小資產階級狂熱病”，“狂熱病”是不是“小資產階級”的特征，需要和彭老總商榷，在銳圓看來，極“左”小知識分子倒是極易犯狂熱這個毛病。
極“左”就是過於理想主義，追求烏托邦，有了一個為全人類謀幸福的念頭，於是看現實什麼都不順眼，尤其是個人主義的東西，包括私有財產和獨立的思想，所以一股豪氣頂在胸口，想把看不順眼的東西改造成整齊劃一的東西。王莽把朝廷和後宮格式化了一下，紅衛兵搞紅海洋，玩的是祖國山河一片紅的行為藝術，我們的鄰居金太陽則沉浸於團體操的整齊劃一。有了烏托邦理想，做事自然而然就是形式主義猖獗。
小知識分子就是書沒有讀通，對經典一知半解，形而上學，不管是對《周官》、還是《王製》，實際上都沒有讀明白、搞透徹，然後就以聖人先賢為崇拜偶像，頂禮膜拜，越覺得自己忠，就越掌握絕對真理，就有了剿滅異教徒的正當性和勇氣。
這些極“左”小知識分子狂熱病患者，第一肯定是要害人，第二也會害己。狂熱之後，社會終究要冷靜，理想主義者終究也要柴米油鹽食人間煙火，最後，他們隻能得到兩個字：幻滅！
社會存在不公正，隻要有正義感的人，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都會在思想上“左傾”。在這樣的社會思潮中，如何不激進為極“左”小知識分子，成為有民間情懷的大知識分子，除了多讀書，讀通書以外，就是不要輕易相信全包全攬的學說經典和解決方案，不要相信蠱惑，不要相信那些自封的人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依照常識、常情、常理來判斷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