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下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製度。敢有非井田聖製，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這條土地製度真的有社會主義內涵：一，土地公有；二，土地不是商品，不許買賣；三，私人使用國有土地有最高限額，超過即撥付不足者使用。
土地公有或者國有，在中國一直是一個真問題，也是一個偽概念。說它是真的，確實是真的，皇帝對全國土地擁有全權，從法理上、法律上一直沒有含糊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個原則一直被承認。但是，它又是個偽概念，因為天下的土地不可能由皇帝全部個人所有，技術上也不可能。劉邦打下天下，分封宗室功臣，某種意義上是承認了土地私有製，也可以按今天的話理解，就是土地所有權是皇帝的，使用權是宗室功臣的。這也是中國土地製度的實質，整體上是國有，具體上又是私有；名義上國有，實質上又是私有。但是這個私有又不被法律保護，小農的土地可以被搶奪霸占，皇親貴戚、達官世族的土地一樣可以被皇帝以各種名義剝奪，隻要他有這樣的意願然後再隨便找個理由。
所以，第一，王莽宣布天下的土地是“王田”，搞土地國有化或者重申土地是國有的，這個很容易，沒有人和他進行法理上的辯論，擁有土地“使用權”的人，對他的政策宣示可以不理。
第二，王莽規定土地不許買賣，這一條他很難做到，“使用權”具備了商品性，“所有權”的擁有者也沒有有效的辦法製止。王莽不許買賣土地，出發點是好的，是擔心弱勢群體遭到兼並，他要製止這種剝奪他人生產資料的行為。這就像我們今天的政府，把房產交易稅提到很高，動機也是為了製止炒房，照顧買不起的房子的弱勢群體的，但是，結果呢？
張三的兒子病了，需要錢來醫治，他唯一可以換到錢的資源是土地，但是土地不能賣，他的兒子隻好病死；李四、王五作為個體，他無法忍受官差的稅費，於是他就像更多的鄰居一樣，主動“集體化”，把自己的土地獻給大戶、豪強，主動放棄國家名義上“三十而稅一”的惠民政策，托庇於這些大地主，寧願多交一點租子，以避免國家的徭役和其他攤派。而豪強大地主則通過和地方乃至中央官員的勾兌，取得更劃算的利益，享受更多的優惠。發展到最後就是中央財政破產、基層小民破產。
第三，王莽設置個人擁有土地上限，限製大地主的產生，這個製度看上去很美，其實很糟糕。對王莽來說，他根本沒有上個世紀40年代末共產黨擁有的動員、組織能力。強行實行土地平均，因為沒有基層的組織動員，他這樣做，就會徹底得罪新舊宗室、貴戚和官僚階層，進而直接動搖自己的權力基礎。王莽的新朝就是被破產的農民和破產的貴族聯合起來顛覆的。
王莽改製證明：第一，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聖賢理論是不大可靠的，如果照搬這些理論，問題就更嚴重；第二，要改變一個社會既有的狀態，哪怕是極不公正的狀態，也不是那麼簡單地登高一呼就可以完成的，改革的領袖必須要有無所畏懼的道德勇氣。但僅憑這點勇氣是不夠的，當然連這點勇氣也沒有就更不要扯淡了，改革必須在政治上對社會進行動員和組織，要約束甚至剝奪既得利益的特權，必須向人民喊話，得到人民支持；第三，經濟政策的製定和推行，應該是寧緩毋迫，寧不足也不要過頭。在改革中，出於對底層民眾關懷，可以站在道德的高點，但是在經濟政策的製定中，不能道德化，要認識和尊重經濟規律。在經濟活動中，強勢的力量有更多的選擇，很多似乎是有利於小老百姓的政策往往最後成了害人的政策。經濟學教科書都講這麼一個例子，為了抑製有錢人的奢侈，對遊艇加稅，最後的結果是造遊艇的工人失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