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均六筦政策我想到，其實關於經濟製度討論隻有一個原點：人類有生產就有交換，有交換就有市場，所以市場經濟是自發自生的，各國和各個曆史時期的市場經濟之所以有差別，隻是對這個“市場”設計了各自的規則，有時甚至“規則”本身都是一致的，隻是執行的環境變化了或者在執行中又有了各自的“創新”。五均六筦的內容在漢武帝時代就有了，同樣的政策，在劉徹時代是一種效果，在王莽時代又是一種效果。政治不僅決定思想，而且決定經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們看到的還有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
五均六筦是一回事，誰來執行又是一回事。中國的法規製度，其理念看上去很美，但由於經常忽略了程序正義，所以，“經”在焉，和尚想歪就歪了。
王莽把賤收貴賣、平抑物價的責任不是交給了專門的官辦機構，而是交給了私人機構，由當地富商操辦，或者是一種官督商辦。在地方官員腐敗、沒有嚴格會計製度的情況下，這種方法就是把魚交給貓管理，隻有智商極低的傻瓜才找不到從中漁利的辦法。報虛賬是最簡單的貪汙辦法，更徹底的，就是“多張空簿，府藏不實”，賬麵上國家儲備糧有N萬噸，實際上糧倉裏基本上是空的，除了應付檢查的地方留幾垛，國家用於收購的糧款則可能全部到了個人的口袋。這種徹底的洗劫會讓王莽政權財政破產。
貪汙和鯨吞國有資產成為常事，王莽為此經常勃然大怒，他在大小會議上大罵這些貪食的碩鼠，要求組織部門免除他們的職務，要求司法單位查辦這些貪官和具有官方身份的商人，不斷增加法則的嚴密性，製定更嚴苛的禁令防止貪汙的發生。“法令煩苛”到了這樣程度，不僅官員大麵積違法，就是小民也大麵積違法。要嚴格瞪起眼來，人人違法，而法律又不能違法必究，被究到的隻能是少數個別“大案要案”，於是，大麵積貪官隻擔心自己的運氣不好被當成反麵典型，而並不擔心黨紀國法能奈己何。
一方麵是“民搖手觸禁”，另一方麵，必然是大量違法的人漏網；最後的結果是官吏用嚴格的法律找老百姓的茬兒，“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
一切都亂了。
亂世之始，世風日下，“亂世用重典”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殊不知，重典之下，不僅違法必究成為永無可能，腐敗的司法和腐敗的官僚更會沆瀣一氣，把“重典”乾坤大挪移到小民身上，憤青越來越多，戾氣越積越重，社會秩序猶如大壩，一處出現潰決，頓成淹沒之勢，動亂的能量不釋放殆盡，國家不會重回安定。
王莽上台不到十年，成規模的民變開始。王莽的改革以社會動亂而宣布失敗，剩下的時間，王莽能做的，隻是拚盡全力延續自己的政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