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嚐複言軍旅。皇太子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複知帝偃幹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
春末夏初時節，一場小雨過後，連泥土都散發出一種慵懶的氣息，帝國都城洛陽的皇宮裏，皇帝劉秀背袖著手，盯著抽芽柳條發呆。身邊的太子看到父親神情很是閑適，就纏著父親給自己講打仗的故事。
對革命後代講講過去的艱苦歲月，對他們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本來是件很重要很必要的事，現在晚輩主動有這樣的需求，劉秀本該馬上來一段“口述曆史”，但是腦子裏隻要閃出過去的畫麵，劉秀就會覺得有一種莫名的厭煩從心頭升起。
自古知兵非好戰，劉秀是宗室貴族出身，在戰爭中吃苦吃夠了，所以往事不堪回首；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可能堅信天下就此步入長治久安，自己能建立長久的和平統治，所以認為軍旅攻戰之事，對於太子來說，已經不是必修課了，選修都沒有必要。這種徹底的偃武修文主義來源於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呢？
對未來是戰是和的判斷相當關鍵。毛澤東判斷第三次世界大戰非打不可，而且認為打得越早越好，他以為大戰不可避免，所以，國內建設多受影響。曾看電視專題，說到寶鋼，當時就有人習慣地認為，這樣的大廠建於上海邊上，打起仗來怎麼辦？中國在六七十年代的黃金二十年，一直堅信要打仗，所以工業隻能玩“山、散、洞”，投資效率極低。鄧小平主政後，去日本、美國跑了一圈，回來說，大仗一時打不起來，所以才有建設的和平前提。毛和鄧在主導思想上有很多不同，僅對未來天下大勢的判斷有所不同，就足以影響中國的建設大局。
劉秀時代的國際問題比較簡單，天下大勢更多的是由自己主導，不像今天還有世界列強的存在，所以他能迅速地判斷大勢，才敢讓下一代不曉兵事。
由此也可以看出，漢帝國內心的安定與安詳，是後世不能相比的，他們中間傑出的領袖，像劉邦、劉秀，都把治理看做是長久的自然的狀態，而把動亂看成是短期的反常的狀態，這種基本心理在魏晉以後不複存在，在1840年以後更不複存在。對政權不安定的焦慮，也往往是不安定的原因。
從某種意義上講，劉秀可能是中國幾百個皇帝中最中規中矩的標本，他相信官僚體製和儒家意識形態的力量，並加強這種力量。同時，他在處理日常事務中，人情世故掌握得很透，言語行為中恰當地遵循了儒家倡導的“仁”、道家倡導的“無為”以及法家倡導的“術”。
他對自己的功臣采取了“仁”和“術”的混合手段，跟隨在自己身邊打天下的功臣，隻有少數人參與了朝廷的最高決策層，其他人都給予恰當的禮遇讓他們閑置，這為後來的宋太祖提供了曆史經驗；劉秀把竇融先調離河西王郡，改任冀州牧，這是“術”的一麵，後來又把他調入中央，讓這位不是“井岡山”的幹部受寵若驚，對實權實力人物的一推一拉，都能看出劉秀的用心之深。
帝雖製禦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