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皇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核。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並度廬屋、裏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雲：“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製，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xī）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歙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kūn）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獄中。
劉秀清算了王莽，大麵上看新朝新氣象。
天下大亂二十年，用兵二十年，屠戮二十年，國家社會的元氣大傷，以如此不可計數的巨大成本，換來了一個貌似不錯的結果：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減輕了。不管是絕對的人口減少，還是相對的兼並程度的降低，都會讓農民擁有更多的土地。在農業社會，這個很關鍵。
關於中國周期性天下大亂的本因，現在各種說法很多，銳圓以為，說法再多，模式再多，都脫離不了土地問題。（當然背後是糧食問題、生存問題，“民以食為天”不是亂蓋的。）土地兼並造成貧富分化，氣候異常導致的大麵積自然災害，這是人民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如果朝廷在政治上有足夠的控製力和經濟調劑能力，會讓臨界點推後。當然，在中國曆史上也有統治集團內部沒事瞎折騰，由高層內亂禍及百姓的，但這都是天下本無事，渾蛋故擾之。
建武十五年，劉秀搞了一次土地普查，因為天下賦稅來自田畝，所以站在皇帝的立場上，天下可耕田畝越多越好。站在地主和自耕農的立場，擁有土地越多繳糧繳稅越多，所以肯定是越少報越有利。在這兩者之間的各級地方官吏，我們把他設定為“經濟人”，其基本立場隻有四個字：瞞上欺下。
地方政府和官吏有獨立的經濟利益，這是考察中國政治千萬不能忽略的地方，千萬不要把他們簡單地看成是皇帝手腳的延長，他們自己是長著獨立思考的腦袋的，他們既算計小民，也算計他們敬畏的皇上。
劉秀的省市幹部如何在土地普查時“多為詐巧”，普遍地“度田不實”，就是說“實量實報”的非常少，鳳毛麟角，不管用百度還是穀歌都很難搜出來。
官員們怎麼做呢？
第一種是“多量少報”，做兩本賬，一本對下，一本對上。對下的賬，田畝越多越好，可以多收錢糧；對上的賬，田畝盡可能地少一些，可以少繳中央，中間的差額，嘿嘿，不好意思，為官一任，造福一家了。
第二種是“多量多報”，埋頭做政績工程，顧上不顧下，這種官，對皇上很忠心，苛刻小民，自己的利益從皇上的提拔和賞賜中求取，但這種官一害轄區百姓，二害繼任者，一來二去，會得罪很多人，遇到刻薄寡恩的皇上，說不定哪天就翻臉不認過去的成績了，這種人一般都不得好報。
第三種是“實量少報”，應付一下皇上，絕大多數皇上和絕大多數情況下，皇上是可以應付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得好才是真的好。官員克扣敬愛的皇上肯定不是腦袋進水了，少報的部分一般是照顧了土地大戶，這些大戶會拿出一部分孝敬給父母官的。這種官在官場上屬於明白人，對上有交代，應付好了；對下和富人勾結，不虧待自己。另外，他也不無故掠奪小民，盡量不犯眾怒，好官我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