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室危亡，中原板蕩，孔氏族人在孔子第四十七世孫孔傳，第四十八世孫、衍聖公孔端友率領下，扈蹕南渡，輾轉來到衢州。孔子後裔在南渡途中，曆經坎坷；寓衢以後，篳路藍縷。孔氏南渡成為孔氏家族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
南渡過程中，孔氏族人充分展現了孔氏家族始終秉承的詩禮精神、忠義襟抱以及勇者氣局，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孔氏南遷並賜家衢州，使衢州成為聞名遐邇的“東南闕裏”、“南孔聖地”。然而，我們必須看到，這一事件不僅僅是衢州之幸事，而且是浙西南甚至是南方地區之幸事。從教育層麵上說，孔氏之南渡使浙西南士人和民眾得以與“聖裔”為鄰，近距離地仰其風神、聞其教誨、觀其風範。從學術層麵上說，孔氏之南渡推動了浙西南地區以儒學為核心的學術發展、文化交流，促進了中原文化與浙西南文化的融合與發展，從而極大豐富了當地文化的內涵。從社會文明層麵上說，孔氏之南渡使廣大的浙西南士民如沐春風，底蘊深厚的孔氏宗族文化與當地各望族的宗族文化形成一股合力，對民風民俗和社會環境的改善發揮了良好的示範作用，對推動當地的文明進步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所有這些，從不同側麵展示了南孔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曆史影響。滕複先生認為，孔氏南宗對於南宋以後浙東學術及其發展產生了三個方麵的影響：一是使儒家“崇文厚德”社會風氣進一步深入民間，對於宋代以後浙江的社會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從而構成浙東學術繁榮的豐沃土壤。二是孔氏南宗文化促進了儒學在浙江的進一步傳播，使浙東學術及思想的發展遵循儒學的軌道但又融合了本土注重實際的特點。永嘉學派“以經製言事功”，可以看出其中的某種關聯。三是孔氏南宗在浙江的文化存在及發展，某種程度上逐漸培育了浙江文化和學術的主流意識。也有學者認為，南孔儒學主張“義利並重”，推動了整個南方思想文化發展的進程，而且催生了近代以來江南的商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並且直接作用於長三角經濟和珠三角經濟社會的發展。
然而，對於孔氏南渡這一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曆史事件，以及以此為原點而衍生的孔氏南宗的形成發展、宗族活動、教育文化傳承及其社會影響，至今缺乏較為係統和深入的研究成果。當然，由於孔氏南宗支係眾多、頭緒紛繁，更由於孔氏南宗資料的散佚情況十分嚴重，對孔氏南宗及相關問題開展係統而深入的研究確實具有較大難度。本書試圖以孔氏南宗的符號意義、政治主張與政治活動、教育思想與教育活動以及宗族活動與宗族文化諸問題為切入點，旨在探討孔氏南宗與浙西南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以此揭示南孔文化的精神內涵、社會意義以及文化價值。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
（一）“浙西南”及其自然人文基本特征
本書所稱的“浙西南”主要是指以浙江省衢州市為中心的區域，具體包括現今衢州市所轄的各縣（市、區），即柯城、衢江二區，江山市，龍遊、常山、開化三縣，同時涉及金華、麗水、杭州的部分地區。這一區域從曆史地理概念的範疇來看，恰好屬於曆史上所指的“浙東”地區。此外，考慮到相關問題論述的全麵性和方便性，尤其是為了更清晰、更係統地展示孔氏南宗的發展脈絡，書中在必要時涉及江西、福建和安徽等省的相關地區。
曆史上的浙江省諸府以錢塘江為界，分屬於浙西與浙東，即通稱為“兩浙”的大部分地區。北宋時的兩浙路包括14個州，即蘇州、常州、潤州（今鎮江）、杭州、湖州、秀州（今嘉興）、越州（今紹興）、明州（今寧波）、台州、婺州（今金華）、衢州、睦州（今建德）、溫州和處州（今麗水）。熙寧七年（1074），兩浙路被分為東西兩路，其中兩浙東路轄七州，即越州、婺州、衢州、明州、台州、處州、溫州。熙寧十年（1077）重新合並。建炎三年（1129）宋室南渡之後，兩浙路又分為兩浙東路和兩浙西路，紹興四年（1134），兩浙東路轄紹興、慶元（今寧波）、瑞安（今溫州）三府及婺、台、處、衢四州。雍正《浙江通誌》記載：“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而兩浙始以省稱，領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興、湖州二府屬焉，領府十一。國朝因之，省會曰杭州，次嘉興、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為浙西。次寧波、次紹興、台州、金華、衢州、嚴州、溫州、處州，凡八府，皆在大江之左，是為浙東。”浙東與浙西在自然環境、政治經濟與文化教育各方麵都存在著較為顯著的差異。錢明先生主要從以下方麵對兩地區進行了比較分析：第一，從自然環境來看，“浙西河道縱橫，一馬平川，而浙東除紹興多水，甬、溫、台臨海，其他各州均山巒連綿”；第二，從政治經濟來看，浙西“受到的政治控製較嚴，商人習氣較重”，浙東“在政治控製上顯得較為寬鬆，經濟上更依靠農、林、漁業”；第三，從教育文化來看，浙西“時尚博雅”，浙東“凝重厚實”；第四，從社會風氣來看，“浙東地區多山，宗族組織完備，故有敦樸淳善、嗜古篤行之民風；浙西商品經濟發達，政治權力深透，故有繁麗奢靡浮競淫侈之民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