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衢州地區的城市得到擴展，市鎮也隨之得以較快發展。南宋時期，衢州共有18個市鎮。與其他地區一樣，市鎮作為鄉村經濟中心地，聚集了較多從事工商業的人口。但是，我們在將這些市鎮的工商業與同期兩浙路其他地區市鎮的比較中可以發現，其工商業水平就顯得相對落後。在當時的江南市鎮中，衢州與婺州、江寧府一樣，地處丘陵、山區和內陸平原，交通雖較發達，但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則相對有限，由此呈現出州級城市較為發達，而市鎮發展較為緩慢的狀況。
據研究整理，熙寧十年（1077），兩浙路年商稅額在1000貫以上的市鎮共有29處。草市、鎮稅額在所在州府總稅額中所占的比重，浙西地區的秀州為30%，杭州為29.4%，潤州為16%，蘇州為15.8%，常州為15.4%，湖州為12.4%，均在10%以上；浙東除越州和溫州分別為18.2%和14.8%外，其他各州均不到10%，特別是婺、衢、處三州，平均隻有2.7%。不僅如此，各市鎮之間的經濟發展也極不平衡。當時衢州設有稅務的4個市鎮，年商稅額均在1000貫以下，最少的安仁鎮僅74貫。仍以熙寧十年的商稅為例，市鎮間最高額與最低額之比例竟高達10.6倍。
（二）明清時期的工商業發展
明清時期，衢州經濟尤其是商品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絲、麻、茶、橘和紙張的產量不斷增加。光緒年間（1875—1908），樟樹潭一帶就出現了經營木材的“木行”。開化木材、木商在杭州江幹占有特殊地位和優勢。當時，江幹專營木材的過塘行就達10餘家。到民國初年，開化人在杭州設立的規模較大的木行就有3家，即洽記木行、同大木行和祥泰木行。民國《衢縣誌·食貨》載：“大洲為小南鄉第一大鎮，百貨駢集，紙為大宗。”
但在明代，西安縣的經濟尤其是商品流通，從總體上來說並不十分發達，“邑中商家屈指不過數人，亦止於會城，一歲三數往返而已”。這種情況一直到清中葉才有所改觀，“賈人皆重利，往往致富……於是人爭馳騖奔走，競習為商，而商日益眾”。於是南北貨物多集散於此，往來旅客商賈甚多，人口也隨之增多。嘉慶《西安縣誌》如此描繪：“戶口日增，閭闔櫛比，舊誌所傳有茫然不知厥此者。”衢州城的規模也得到進一步擴大，典當巷、染坊巷、醬坊巷、小鹽倉巷、大鹽倉、裱褙巷、饅頭巷、柑蔗巷等特色鮮明的工商業街巷也隨之形成。
市鎮也隨著工商業的發展而得到相應發展，其突出特點是諸多專業性市鎮的出現。如西安縣的樟樹潭鎮居“水道交通要隘，為林商貿易集合所”，有“水上小上海”之美譽；航埠素以種橘和經商聞名遐邇。徐霞客曾寫文頌橘：“兩岸橘綠楓丹，令人應接不暇……橘奴千樹，筐篚滿家，市橘之舟，鱗次河下。”杜澤則有“千戶煙灶萬個丁”之稱，明嘉靖時就成為大鎮，商賈眾多，行商者以徽州人為多。清嘉慶元年（1796），杜澤建立了徽州會館。
龍遊縣湖鎮的商業，在民國時期舉足輕重。早在漢代就已有富甲一方聚落的湖鎮，明清時期手工業作坊及商業十分活躍，故有“金三角”之美譽。溪口盛產竹子，明清以來造紙業發展很快，“以溪口村為薈萃之區，故其村之繁盛，乃倍於城市焉”。這一時期的商業活動及其影響，“龍遊商幫”的形成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例證。龍遊商幫“包括衢州府西安、常山、開化、江山、龍遊五縣和金華府蘭溪縣等……商人”，因龍遊商人人數最多，經營手段最為高明而命名。明中葉尤其是萬曆以來，龍遊人“往往糊口四方”，“賈挾資以出守為恒業，即秦、晉、滇、蜀，萬裏視若比鄰”，所以有“鑽天洞庭遍地龍遊”之稱。
江山縣清湖的商業地位也曾在縣城之上。民國20年（1931）所編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清湖鎮，在浙江江山縣南十五裏，為浙閩要會。閩行者自此舍舟而陸，浙行者自此舍陸而舟。官置浮梁，以濟行旅。商務為全縣中心，繁盛勝於縣城。江西玉山、廣豐兩縣，舊皆在此辦貨。”正因為如此，在清時，“從衢入閩者，走常山達玉山之路，改從清湖碼頭上陸，走仙霞嶺路，航運船隻日益增多。外地經商者，紛紛至清湖駐足經商”。
常山縣的白石鎮內故跡曹會關，築有城牆，地勢險要，是通往贛、皖、閩三省的必經之路。始建於宋朝的芳村，有常山至徽州、嚴州的古道經過，自古客商雲集，繁華無比，享有“商埠”之美譽。球川曆史悠久，因朱熹詩名“山環成球，水流成川”而得名，因朱熹“山列錦屏秀，水流翰墨香”的名句而聞名遐邇，為贛、浙兩省交界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