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化縣的華埠鎮始建於唐天祐元年（904），自古客商雲集，繁華無比，素有浙西“小上海”之美稱。民國時期，華埠成為開化縣的商業中心，是著名的土特產集散地，其商業地位在縣城之上。“華埠官話”的形成，是此期開化縣乃至衢州地區商業發展和市鎮繁榮的典型代表。華埠在曆史上作為繁華的商埠，商賈雲集，八方薈萃，是通往江西的窗口。一條幹線通往玉山，一條幹線通往婺源。江西話接近官話，由於交流的需要，華埠話逐漸向官話靠攏。當然，華埠官話的形成是有一個曆史過程的。在不同曆史時期、不同地方的人帶著各自的方言聚集華埠，由於交流、溝通的需要，逐漸形成了華埠官話。華埠官話中主要包含有徽語、贛語、閩南語（福建腔）、嚴州話（船上話）、新安江話（包括淳安話和遂安話）。
四、經濟發展環境與人們的文化觀念
盡管衢州農業及工商業在曆史上曾經有過繁榮時期，但與兩浙路的蘇、湖、常等地相比較，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不高，百姓並不富裕，“念衢五縣，龍遊之民，多向天涯海角，遠行商賈，幾空縣之半，而居家耕種者，僅當縣之半，耕者少則禾稼亦少。常山孔道，農盡為夫。開化僻壤，山多田少。惟江山之米頗多，可以轉濟常、開二縣”。直至清代，常山縣依然是“一邑之產不足一邑之用，匪值鹽布為然，雖米、穀、豆、麥之類，苟非江、玉、西安通氽，則終歲饑饉者十家而七矣”。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是多方麵的。
一是農業經濟地位突出，商品經濟先天不足。由於該地區山地和丘陵多、平原少，農業發展的優勢和劣勢都很明顯，自然經濟特點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個別情況下甚至不能自足，“自杭、睦以東，衢、婺等州，謂之上鄉，所產微薄，不了本土所食……蓋全仰蘇、秀等州商旅販運以足官私之用”。開化“田少地瘠，不足一邑之食，惟栽杉為生”。在這種經濟形態之下，農產品商品化程度自然受到很大限製，從而形成不良循環。天啟《衢州府誌》載：“凡地丁錢糧，以及民生日用衣食之需，皆取資米穀，地方窮苦，財路不通。故歲凶有穀荒之病，而歲豐則有錢荒之憂……農商不得相易，彼有餘財不能得米，此有餘粟不能得財，產戶不能完糧，小民不得食力。”因此，該地區在曆史上一直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區域，其農產品雖然多種多樣，但以農產品為基礎的手工業規模卻十分有限，始終未能形成具有支配地位的手工產業。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商業的發展，從而導致區域性專業市場的先天不足，特色也就不夠明顯，缺乏市場競爭力。明清之後雖然形成了一些相對具有特色的專業化市鎮，但其規模普遍偏小，缺乏具有輻射力的經濟中心城市。
二是受交通興衰的嚴重影響。古代衢州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當時重要且相對發達的交通，如“常山邑全浙上遊，其地界七閩三楚，舟車之所綰轂，富商巨賈萬貨之所走趨，錢塘之水實濫觴焉”。但是，“商品轉運市鎮以流通性商業為特色，一旦商品流通渠道不暢或流通方向有變，就會受到很大影響”。處於錢塘江上遊的衢州，“往來嚴、婺、衢、徽州船，下則易，上則難，蓋灘高水逆故也”，“浙東西山僻州郡，賈商運鹽，比之水運，剩費腳耗，依立定省則外，乞更少增之。衢七斤，婺、睦、處各五斤，山僻縣每百斤增加三斤”。尤其是近代交通興起後，衢州的交通優勢更為減弱，其劣勢則因生態破壞等因素而日益顯現。鐵路、公路相繼開通後，水上運輸轉為陸路運輸為主，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的過傤行，也就完成了其曆史使命。這就製約了貿易的發展，因而極大地影響了衢州經濟的發展。
三是受地理環境和經濟發展影響的文化觀念。衢州處於浙、閩、贛、皖四省交界處的金衢盆地，雖然一再用“居浙右之上遊，控鄱陽之肘腋，製閩越之喉嚨，通宣歙之聲勢”、“川陸所會，四通五達，江、浙、閩、廣所輻輳”描繪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但相對封閉的地理特性所造成的“盆地意識”，使衢州終究未能避免政治和經濟邊緣化（至少是準邊緣化）的趨勢。地域的封閉性、政治和經濟的邊緣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的文化觀念。同時，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古代經濟，其基本經濟特征是“自給自足”。如前文所述，衢州所處的自然環境，對古代農業的發展極為有利。相對發達的農業經濟易使人們產生“小富即安”的思想，從總體上說，該地區的經濟發展基本能夠滿足當地人民的生活需要，在較大程度上使衢州人失去了“窮則思變”的內驅力，相反，“衢州世代僻居浙西南一隅，加之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較深，形成了衢州人安逸有餘而激情不足的性格。衢州人缺乏市場意識和競爭觀念，骨子裏還是一種小富即安的小農心態”。